2019年8月25日 星期日

【轉貼】關於「蒙古和平」之盛世的探討



歷史月刊七月號 
歷史月刊提供 


【張哲誠】


記載蒙古人歷史的文獻,多成書於被其征服之異族,在這些作品中大半流露出其對蒙古統治者的不滿觀感,加之史料引用者文化背景的差異,不可避免的產生了正負面向不同的歷史評斷與延伸。

因此,蒙古的征服,到底只是一連串征戰與殺掠的「蒙古恐怖」(The Mongol Terror)?還是曾為歐亞大陸帶來頻繁的文化交流、促進城市的發展與貿易的興盛,亦即是否曾有過足以被稱為「蒙古和平」(The Pax Mongolica)的輝煌時代?而這又與旭烈兀奉蒙哥大汗之命西征伊斯蘭教異端「木剌夷」(Mulette,馬可波羅稱之為「山中老人」)與伊斯蘭教教主哈里發(Caliph)有佑聯?


「蒙古和平」的內涵 


「蒙古和平」是引用「羅馬和平」(The Pax Romana)之概念而來,大約在公元前二十七年至公元一八○年之間,羅馬因發展成一個「普世帝國」(universal empire),境內的交通設施與社會治安都獲得大幅的改善,使貿易與商業更加順暢。在這段時期裡,羅馬與遠方的地區也有密切的貿易往來,人民、財貨與思想的交流更助長了羅馬文化的成長與傳播,由於有和平繁榮的景象,且文化及價值觀趨於一致,故被稱為「羅馬和平」。

羅馬之對外征服,占領別人的土地之後,也實行同化政策,亦推行羅馬律法與價值觀,做為被征服者應遵循的行為標準。大部分被征服的民族不得不採用羅馬人的規範,是因為強大的羅馬軍團就駐守在其周遭地區。而這些羅馬軍團除鎮壓與監視之功能外,首要目的即在協助羅馬人攫取當地的經濟資源。

因為維持首都繁榮的成本不斷地上揚,羅馬軍團遂不斷對外擴張領土以取得羅馬城發展所需之資源,在此情形下,羅馬一直都在從事征伐。據此,對被征服的民族來說,如塔西佗(Tacitus)在其《Agricola》一書中提到,不列顛反羅馬之領袖喀勒迦庫斯(Calgacus)對抿的「羅馬和平」之看法:「他們(羅馬人)掠奪、殺人與強暴,而這些他們卻稱之為羅馬律法。他們(羅馬人)將此地變成不毛之地,卻稱之為和平。」

簡言之,所謂的「羅馬和平」,基本上具有正反面的含意,在正面上,她提供了廣大地區與眾多人民一個生活安定的環境與經貿發達的基礎,但其背後往往亦隱含著一些資源掠奪的動機。所以,美國的反恐戰爭,有時被戲稱為「美國和平」(The Pax Americana)。

由此看來,衡量「蒙古和平」的盛世是否曾存在過,同樣是從這些角度來判斷,也就是其領土或勢力範圍的規模、貿易條件是否良好、交通是否發達,但更重要的應是對被征服之民族或國家間是否採行「文化霸權」(hegemony)之統治。

雖然蒙古帝國在尚未完成征服事業之前,就已出現分裂的現象,但基本上大汗仍是各宗王(Ilkhan,意為「部族之汗、地方之汗或臣屬之汗」)的共主,在鬆散的帝國下,宗王們會因爭奪政治權力與控制貿易要道而彼此為敵。

例如,占有歐俄的金帳汗國與統有中東一帶的伊兒汗國之邊境,剛好是一些貿易要衝之所在,包括了可與君士坦丁堡及其東西方貿易之克里米亞、與大北方貿易之頓河下游和窩瓦河,及與東亞貿易之中亞絲路。為了保障本身的利益,金帳汗國與義大利半島上的熱內亞(Genoa)共和國簽署條約,給予黑海諸港的通行權,在雙方流通的貨幣上分別鑄汗號的銘文與熱內亞之聖喬治銀行的紋章。

很明顯的,金帳汗國力圖與熱內亞聯盟,意在確保與拜占庭和埃及奴隸王朝(Mamluks)之聯盟關係,以對付其近敵,即統治伊朗與伊拉克的伊兒汗國。雙方最先之敵對確實是因爭奪中亞貿易路線的轉口地位而起,是要爭取貿易商走裡海北岸到金帳首都薩萊(Sarai)或走裡海南岸穿透伊兒汗國,這關係到兩國在經濟上可獲得的利益。

競爭與衝突會干擾到貿易路線的運作,但即使在帝國已分裂後,我們從文獻上,仍可看到穿越歐亞內陸的所有旅行 路線,都還是相當的安全與便利,這是因為蒙古的統治者發展了完備的驛站系統。因此在一三四○年佛羅倫斯(Flo rentine)商人佩古勒提(Pegolotti)說到:「根據曾旅行過的商人所說,從塔納(Tana,即Azov)到中國(Cathay)的路途,不管在白天或黑夜,都是相當的安全。(不過)商人要是在旅途上過世,他隨身攜帶的所有財產,將會被其落腳處的統治者沒收。

另外有一種危險(須加注意),即當地的統治者去世後,而新的統治者尚未被宣布前,當地人隕蘭克人及其他外國人會有騷擾的行為。」有些歷史學者即根據前三項標準推斷確實有過「蒙古和平」的時代,至於「文化霸權」的因素則多未加評斷,對此筆者試圖從新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點來加以說明。


蒙哥建立世界帝國之雄心 


羅馬的擴張,在達成「羅馬和平」的過程中,曾面臨一個需要填補之政治與社會裂痕,這是在歷史的演化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的缺口,是羅馬人必須克服的一種偶然性的環境,以新馬克思主義的用語來說,此即面臨落實「文化霸權」的問題。

這種文化之互動不具崇高的理想,只是一種對危機的反應,因此,具有鬥爭的性格。當蒙古人急速地擴張時,在政治與社會上同樣身陷於危機交錯的環境裡,「認同」與「邊界」很清楚的是維持穩定的基礎。在屋大維(Octavian)時,羅馬人成功的以融合了希臘文化之羅馬文化,來統合東方的亞洲與南方的埃及等不同的文化體,而進入了帝國時代,也是「羅馬和平」之開始。

為弭平政治與社會空間的裂痕,羅馬化是必然的走向,亦即其權力的形式是通過認同與差異的這種對立的邏輯,以社會實用的方式將本身建構成一個能調節各文化之總體化層次的組織,當然其基本前提是要統治者不以特定階級之直接、狹隘的利益為追求的目標,且其政策要能正當呈現出是以全體人民與國家的利益為主要考量,換言之這是進行文化霸權統治的基本依據,一般而言,「羅馬和平」時代的十二位皇帝,在統治上多能符合此一要求。

蒙哥大汗有志於達成其祖父成吉思汗統治世界的遺願,公元一二五一年宗族選汗大會(khuriltai)協議成功後,蒙哥同時授予兩個弟弟忽必烈與旭烈兀宗王的地位,分別統領北中國與西亞,做為協助他建立世界帝國的左右手,並著手進行下一波的征服事業。《元史》〈憲宗本紀〉進而言道:「(憲宗二年)秋七月,命忽必烈征大理,諸王禿兒花、撒立征身毒(即印度),怯的不花征沒里奚(即木剌夷),旭烈兀征西域素丹諸國。……。八月,忽必烈次臨洮,……,欲為取蜀之計。冬十月,命諸王也古征高麗。」

蒙古擴張到占領定居民族之土地後,亦開始感受到來自這種裂痕的壓力,特別是當蒙哥想改革成吉思汗與窩闊臺、貴由等所建立的鬆散統治機制並使之全面性的運作起來後,這種壓力變得更為沉重。當時西亞的大部分地方,已在蒙古人的控制之下,是由大汗直接統轄而未分封給宗王。不過,支配此地區人民生活方式的伊斯蘭文化,卻是與深入蒙古人生活中的薩滿教(與佛教、景教)文化格格不入,加之有越來越多駐守當地的蒙古人皈依伊斯蘭教,使群體更加分化,政治與社會的衝突也不斷地惡化;東邊華北的領土,也遭遇相同的處境。蒙哥瞭解到不同文化之並存可能造成的不穩定,若無法克服這個問題,建立世界帝國的願望亦將難以達成。

在這種情況下,旭烈兀的西征有著特殊的意義。因它要前去「征服」的地區中在二十多年前大部分已被蒙古人占領。土地不是這次遠征最迫切達成之目標,不同文化的調和統一才是其最終的目的。但這種統一又具有鬥爭的性格,征服堮東南山區的木剌夷與巴格達之伊斯蘭教教廷,是落實其「文化霸權」統治必須排除的障礙,即先透過政治與武力的運作,降低可能的阻力,再進行社會空間的整合。

以典型的文化霸權形式來說,居於統治的階級與統治派系的聯盟所提供的知識、道德與哲學之標準,若能成功地成為整個社會的行為與思想之基本依據時,即可說產生了文化霸權。拉施特哀丁(Rashid ad-Din)之《史集》提到,蒙哥賦予旭烈兀之主要任務是,「你應將成吉思汗的風俗、習慣和法律建立在從阿姆河到埃及之盡頭。凡服從你和接受你的命令之人,應當以仁義待之,……」由此充分反應出蒙哥命令旭烈兀西征之意圖是在建立一文化霸權的統治,而忽必烈奉命出征南宋,亦可能具有相同的意義。 


蒙古與木剌夷、哈里發的戰爭 


擺在蒙哥面前,會對西亞成為大蒙古帝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形成障礙的,主要是在馬贊德朗(Mazanderan)的伊思馬里哀(Ismailis,即木剌夷)教派政權和在巴格達的阿拔思王朝(Abasid,即哈里發教廷),這也是旭烈兀必須加以消滅的兩個宗教政權。

伊思馬里哀是回教非主流之什葉派的分支,是海珊(Hassa n Sabbah)於一○九○年所創,以阿剌模忒(Alamout)為根據地,並採暗殺方式排除異己,故在當時又被稱為阿薩森派(Assassin),即暗殺黨。此國頗富傳奇色彩,馬可波羅對其有生動的描述,當時西方十字軍與阿拉伯的一些文獻中,也有類似的記載,以下引元朝劉郁所作之《西使記》(成書於公元一二六三年)之文如下:「其國兵皆刺客,俗見男子勇壯者,以利誘之,令手刃父兄,然後充兵。醉酒扶入窟室,娛以音樂美女,縱其欲數日,復置故處。既醒,問其所見,教之能刺客,死則享福如此。因授以經拚誦,蓋使蠱其心志,死無悔也,潛令使未服之國,必刺其主而後已。」馬可波羅亦言,「山老用此法命此輩殺其所欲殺之人,諸國君主畏甚,乃納幣以求和好」。

雖然後世之伊思馬里哀派史家認為以上都是杜撰出來的故事,但當時伊思馬里哀派的殉教聖戰士(fidais)確實讓西亞一帶(不管是屬於回教或十字軍)的統治者聞風喪膽,前前後後已有許多的君王喪生於殉教聖戰士之手。對在西亞與中亞的蒙古人而言,當然也感受到這股恐怖主義的壓力。所以,伊思馬里哀派政權就成為必須被鏟除的目標之一。依蒙哥的指示,旭烈兀首先要進攻木剌夷在堮東南的根據地,伊思馬里哀派在該處擁有三百六十座山城。其中以馬贊德朗、麥門底斯(Meimundiz)與阿剌模忒最為重要。

公元一二五六年其教主魯克那丁.克爾沙(Rukn ad-Din Khu rshah)在麥門底斯向旭烈兀投降,並前往蒙古首都和林打算求見蒙哥,但為蒙哥所拒,在返回木剌夷途中遭到殺害。未幾,蒙古又攻下阿剌模忒,馬可波羅提到,「山老及其部眾並被屠殺,嗣後不復有其他山老,蓋其惡慣滿盈矣」。

格魯塞(Rene Grousset)在其《草原帝國》中認為,伊思馬里哀派之這種恐怖主義,是使整個亞洲的伊斯蘭教毋低落與瓦解的原因之一,旭烈兀之摧毀伊思馬里哀派,應是「蒙古人對於當時的治安與文明帶來的一種極大的貢獻」。

相對於伊思馬里哀政權,阿拔斯王朝擁有的是更廣大的潛在勢力,哈里發穆斯塔辛姆(al-Mustasim)曾要使者向旭烈兀轉述其語:「你不知道嗎?所有對阿拉的信仰者,從東方到北非(Magherb),從國王到乞丐,都是這個朝廷的奴隸,我能夠命令他們團結在一起。」

很明顯的這股勢力也是蒙古帝國的一大隱憂,故在征服木剌夷後,旭烈兀於一二五七年兵分三路進攻巴格達。北路由拜住所領,從摩蘇爾 (Mosul)沿底格里斯河西岸南下;中路由旭烈兀親自領軍,從克曼沙(Kermanshah)直驅巴格達;南路由怯的不花從羅爾斯坦(Luristan)出發。

一二五八年年底蒙古軍在巴格達附近完成集結,並發動攻擊,未幾穆斯塔辛姆向旭烈兀投降,蒙古人則依慣例進行屠城,血洗巴格達。

後來哈里發被裹在一個袋子裡讓馬群踐踏而死,馬可波羅則說,旭烈兀見哈里發搜括財寶之多,不勝驚訝,於是將其關在藏寶塔中,並對他說:「汝既愛之切,今汝可盡量食汝之財寶,任汝所欲,蓋汝不復有他物可食也。」穆斯塔辛姆因而餓死於塔中。

伊兒汗國之抉擇 


在一個國家之內,若越有需要去建立文化霸權的統治,就會讓對立的階級越有可能把自己組織成一個更具自主性的政治勢力。蒙古游牧文化顯然不適合定居的生活方式所遵循,當蒙古人在新征服的地區逐漸地定居下來後,被統治的伊斯蘭教徒就有機會藉由協助新制度之運作,來提升本身的政治自主性並使伊斯蘭教之影響更加深入於新社會中,所以伊兒汗國最後走向伊斯蘭化似乎是個必然性的歷史過程。

十三世紀時,伊兒汗國就如同其他獨立的蒙古汗國,在國內有著兩種勢力的衝突,第一種是擁護蒙古舊習與游牧生活的集團,以征服者的姿勢君臨被征服的國家或民族,但不一定仇視當地居民之宗教或文化;另一種勢力傾向建立一個強大鞏固的中央集權國家,以有效控制自主性極高的蒙古軍事貴族,因此需要與被征服國家原來具優勢的族群或階級接近與合作,主張要保護城市和商人、促進貿易發展,及恢復被蒙古入侵所破壞的農業。長久以來,這兩種勢力不斷地相互傾軋,而表現在汗位的爭奪上。

伊兒汗國自旭烈兀、鐵古迭爾(Takudar,一二八二八四)、阿八哈 (Abaqa,一二六五八二)、阿魯渾(Arghun,一二八四九一)與乞合都(Gayhatu,一二九一九五)以來都無法產生決定性的結果,合贊(Ghazan,一二九五一三○四)雖與先前諸汗一樣都是佛教徒,但鑑於蒙古軍事貴族的掠奪行為對經濟的破壞日趨嚴重及對中央政府的政令視若無睹。

合贊汗為改變現狀,決定改宗伊斯蘭教,與中東當地的回教貴族官僚與宗教領袖合作,王號由「汗」改為回教式的「蘇丹」,並推動一連串的伊斯蘭化的措施。從此之後,伊兒汗國就是一個伊斯蘭化的蒙古國家。

合贊汗顯然明白中東地區的「蒙古化」在執行上有相當的難度,而其皈依伊斯蘭教主要是基於奪權鬥爭的設想,故未進一步藉由揉合蒙古與伊斯蘭文化,來改變軍事征服所造成的內部凝聚力不足的狀況。

由於蒙古汗並沒有想要藉由成為伊斯蘭教的精神領袖(如鄂圖曼突厥之君主採用哈里發之名號而成為政教領袖),或扶植一位精神領袖(如塞爾柱突厥之君王鼎力支持阿拔斯之哈里發),以透過伊斯蘭教之運作來建構一個和諧共存的社會。所以,伊斯蘭化儘管被統治者當成促進伊兒汗國內部融合的藥方,但亦只是用來鞏固王位的工具,實未對國家的事務有重要影響。因此汗國之伊斯蘭化雖然逐漸地加深,但政治與社會上對立的裂縫並沒有隨之縮小,最後就在蒙古貴族之內戰及各種勢力不斷摩擦的情況下趨向瓦解。

從政治與社會的觀點來看,唯有「文化霸權」的落實,才可稱得上有「蒙古和平」的盛世或蒙古政權才得以綿延不斷,蒙哥有鑑於此,故其政策的本質就明顯地與先前的蒙古大汗不同,此亦為旭烈兀西征所欲凸顯的意義。不過,因為蒙哥的早逝,使其為蒙古規劃的世界帝國藍圖(或長治久安之計)無法實現。蒙哥欲以蒙古的法律與文化做為被征服地區的行為依據與道德標準的雄心,或許後來的忽必烈與合贊也曾嚮往,但畢竟為基本形勢所不許;對當地民族而言,蒙古文化是為適應另一種生態環境而發展出來的生存原則,不一定適用於中東定居民族生存的環境。

由於蒙古人未能採行文化融合的方式,只得選擇如同契丹與女真的兩元化政策來發展,於是短暫的蒙古風暴一過,蒙古地區以外的其他蒙古國家皆隨風而逝,未能像中東的突厥人(特別是烏古斯族,Oghuz)可以在當地生根,一方面保留著原有的突厥文化,一方面也融入當地的文化中,所以伊兒汗國政權一崩潰,蒙古人在經過幾場內戰後就完全消失於被征服的民族中,而突厥人則於機會來臨時不斷的有建國之舉。


2019年8月24日 星期六

【轉貼】有關景教尊經中的「三際經」


於敦煌遺跡所發現的尊經手抄本。


原文出處:http://archive.hsscol.org.hk/Archive/periodical/ct/CT008C1.htm



作者:楊森富




唐朝景教徒所遺下的中文文獻之一,有所謂「尊經」者,曾載述景教僧景淨所譯出的三十餘部經典書目,其中的第十四部即為:「三際經」。

但由於「三際經」,曾一度混入於道教的「道藏」中,故曾一度被視為道教的經典。復由於殘缺不全的一部在華摩尼教遺物:「摩尼光佛教法儀略一卷」(註1) 的書末曾提到了「三際」二字,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竟懷疑「三際經」非屬景教所有,而稱它係屬摩尼教的經典者(註2)

尤有趣者,提到「三際」二字的前述摩尼教經典── 「摩尼光佛教法儀略一卷」,也被編入於佛教的「大藏經」中,而列在外教部份。故「三際經」或「三際」二字,實前後出現於景教、摩尼教、道教、及佛教的叢書中、或書目中。

如此說來,它和上述四種宗教多少都攀上一點關係。那末,我們可否相信:「三際經」係屬景教的經典?─── 這實在是耐人尋味的!



一、「三際經」的浮沉:


﹙1﹚它曾出現於「尊經」書目中


景教的「尊經」計分為三段,第一段為頌讚上主文,即:「敬禮皇父阿羅訶 (天父 )、應身皇子彌施訶(聖子)、證身盧訶寧俱沙(聖靈),已上三身同一體。」(註3) 第二段為列舉景教所敬重的諸新舊約聖經作者、先知、及使徒名單,如:「 (敬禮) 瑜罕難法 (王)、盧伽法王、明泰法王,……」等是。(註4) 第三段為「尊經」的正文,亦即列舉經景淨所譯出的三十餘部:「可尊、可敬的經典」書目,如:「常明皇樂經、宣元至本經、志玄安樂經、……三際經、……啟真經……」等。「三際經」、按「尊經」排列的順序,列在第十四部,在卅餘部經典中,它被排在中間的部位,有若今日新舊約聖書中的「詩篇」,列在全部聖經的正中間。有人說,「詩篇是全部聖經的縮影」又有人稱它為:「小聖經」(註5)。如果說排列在全卷聖經中央部分的詩篇,「像聖經的一個山峰,站在其上,可以瞻望四圍的光景;明白了三際經的道理,則對神的權能、慈愛、救恩、天國的榮耀,都能明白!」(註6),那末,我們又何嘗不可說:「三際經像尊經中的一個山峰,站在其上,可以綜覽景教信仰的全部光景;明白了三際經的道理,則對神的權能、慈愛、救恩、天國的福樂,都能明白!」



(2)它相傅為景淨所譯


「尊經」的原文後,有一段字體較本文為小的一行附註,說明「尊經」諸部經典的翻譯工作,係完成於景淨之手:

「謹案諸經目錄,大秦本教經,都五百卅部,並是貝葉梵音。唐太宗皇帝,貞觀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羅本,屆于中夏,並秦上本音。房玄齡、魏徵宣譯秦言。後召本教大德僧景淨,譯得已上卅部卷,餘大數具在貝皮夾,猶未翻譯。(註7)



(3)它一度被編入於「道藏」中


史學家陳垣云:  

「(摩尼教教)其經,名:二宗、三際。二宗者,明與暗也(註8)。三際者,過去、未來、現在也。大中祥符興道藏,富人林世長賂主者,使編入藏,安於毫州明道宮。」(註9)

但今日所通行的:「道藏」(如臺北縣板橋、藝文印書館所影印者)在其書目中,已不復見有所謂「三際經」。諒該經為後來的道教徒發現:非屬道教經典,乃從「道藏」中抽出。至「三際經」的下落如可?今已不可考。



二、 何謂「三際」?


陳垣稱「三際」係指「過去、未來、和現在」等三種不同的時間型態,已如前述。但這樣的解釋末免過於簡略,仍無法幫助我們了解「三際」的真實涵義。倒是摩尼教遺留下來的一部殘缺不全的「摩尼光佛教法儀略一卷」,為我們提供了一點線索。

「三際經」既經散失,其全貌已不可復見,但我們卻可靠著這一線索,略窺其一二。該部殘經,亦以「二宗」與「三際」相提並論,有若陳氏所稱者。它說:「初辯二宗。──── 求出家者,須知明、暗各宗,性得懸隔,若不辯識,何以修為?」


接著又說:「次明三際。──── 一初際、二中際、三後際。

「初際者,末有天地,但殊明、暗。明性智慧,暗性愚癡,諸所動靜,無不相背。

「中際者,暗既侵明,恣情馳逐。明來入暗,委質推移。大患厭離,於形體火宅,願求於出離。勞身救性,聖教固然;即妄為真,孰政聞命?事須辯析,求解脫緣。 

「後際者,教化事畢,真妄歸根。明既歸於大明,暗亦歸於積暗。二宗各復,兩者交歸。」


綜觀上引摩尼教經典對所謂「三際」的解釋,實包括宇宙的創造過程、和人類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等三種過程。如眾所知,摩尼教係第三世紀中葉,由波斯人摩尼(Mani)所創立之宗教。其教義係綜合基督教、佛教、和祅教的教義而成,故其中的部份思想來自聖經。

以宇宙創造的過程而論,所謂:「未有天地、但殊明暗」者,係指創世紀一章1至4節的情形:「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

又所謂:「暗既侵明,……明來入暗」,亦係指創世紀一章5節的晝夜的更替而言:

「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


至於「明既歸於大明,暗亦歸於積暗」者,係指世界的末日到來時,日月不再發光(見馬太福音廿四章,而新天地實現時,耶穌基督將成為光中的光:

「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主─── 神耍光照他們。」(啟示錄廿二章5節)

這就是宇宙的過去(初際)、現在(中際)、和未來(後際)。 

至於文中所說的:「明性智慧、暗性愚癡,諸所動靜,無不相背」係指人類一生下來就有了智、愚之爭、明暗之鬥;從暗者將「恣情馳逐」,惟有辯析好壞、接納「聖教」,方能「求解脫緣」。

人類終必一死,能有機會接受宗教的教化,亦僅限於在世間時;因為人類一經斷了氣,要上天堂或下地獄也就決定了,所以必須趁早悔改、接受教化,也就是文中所說的:「教化事畢,真妄歸根;明既歸於大明,暗亦既歸於積暗」之意。

─── 這也就是人類的過去(初際)、現在(中際)、和未來(後際)。


當然,以上對「三際」的解釋,完全係摩尼教方面的看法。從宗教歷史來說,基督教屢斥摩尼教為異端,而摩尼教卻由於其本身的教義,係調和:耶、祅、釋諸教教義而成,故實際上吸收了很多基督教的思想。職是之故,在華景教必亦曾影響摩尼教,而摩尼教卻不可能對景教產生任何影響力。二者所使用的宗教名詞,其共通者並不局限於「三際」二字(註10)

在華景教,在宗教名詞方面雖確曾借用了若干儒、道、釋諸教用語,但一借用過來,則每成為景教的所有物,而滋生新義。〔另參拙撰:「景教經典中的佛教用語義考」(註11)、及「景教會名的思想背景研究」(註12)。在上述二篇論文中,筆者曾對景教所借用的佛教用語、及儒教用語,詳較其本義、及變義。篤學之士,煩請一閱。〕故縱令景教的「三際經」中的「三際」二字,係借自摩尼教,一到景教徒手中自亦將滋生新義,而其對「三際」二字所下的定義,亦當與摩尼教的解釋迥然不同。

況且,景教之入華係在唐太宗的貞觀九年(公元六三五年),而摩尼教卻遲至則天武后的延載元年(公元六九四年)始傳入中國。故摩尼教必自景教的「三際經」,借用了「三際」二字,更會合其本身的教義───「明、暗二宗」(明神和暗神,───亦即相信:有所謂光明之神、和黑暗之神),而每將「二宗」與「三際」相提並論。


那末,從景教方面來說,「三際」二字究當作何解呢?

由於「尊經」另指出景教徒所譯的諸經典中有一部名為:「寶路法王經」者(按「寶路」,今譯保羅或保祿),知係保羅書信的唐代譯本。「景教徒所用的敘利亞文聖經譯本,在西曆四三一年景教派被逐離開敘利亞,遁往小亞細亞為止,所用的新約係採用路迦諾(Lucian of Edessa ,──312)的新約篇目」(註13),而該新約篇目係包括了所有的保羅書信在內。所以,對「三際」二字最適當的解釋,當然只有從保羅書信中尋求其答案了!


論到基督徒的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保羅如此寫著:

「祂(真神)曾(過去)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現在仍要救我們,並且我們指望祂將來(末來)還要救我們。」(哥林多後書一章10節)


另有一處經文,其內容也與此相仿,茲併抄錄如下:

「我也從獅子口裡(喻指魔鬼的權勢)被救出來(指信徒受洗歸主後,魔鬼的權勢已成「過去」);主必救我脫離諸般的兇惡(指信徒受洗禮後的現世生活,必得主耶誕的隨時保祐);也必救我(於將來)進祂的天國。」(提摩太後書四章17-18節)

筆者每喜歡把這二節經文稱之為:「三層救恩」、或「完全救恩」;這也就是在華景教徒所稱的「三際」(過去、現在、和未來)。其「層次」之分,無非說明救恩之完全。據此,「三際經」的內容,雖不明亦自明矣!(註14)

綜上所述,筆者推論「三際經」確屬景教的經典無疑。





註1.現存的「摩尼光佛教法儀略一卷」有二本,均屬敦煌石室的唐代寫本,一存大英慱物館、一存巴黎國家圖書館,前者稱為乙本,後者稱甲本。日本於大正年間(約當民國初年)所編印之「大藏經」,曾把它輯錄在外教部份。─── 即「大藏經」第54冊,第1279-1281頁。


註2.希伯和慱士(P.P elliot)稱「三際經」係屬摩尼教的經典壹節,詳見左伯好郎慱士的:支那基督教之研究」第一冊、暨冀天民著:「唐朝基督教之研究」(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一九六零年六月初版,頁卅八引論。


註3.此段冠於「尊經」開頭的頌詞,筆者以為係相當於早期教會公禱文之一的:「榮耀頌」(Gloria Patrizxce ),見拙撰:「景教經典與古代教會信條」壹文,載:香港、「景風」季刊第23期,頁29── 41,一九六九年八月出版。


註4.有關景教對「法王」二字用法的探討,詳見拙撰:「景教經典中的佛教用語變義考」壹文,載於臺北、「中華學術院天主教學術研究所學報第一期,頁六九至七八月出版。


註5.見蔡聖民編:「舊約聖經概論」第二冊、頁卅三,臺中、真耶穌會教會臺灣總會、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出版。


註6.同前註。


註7.「:譯得已卅部卷,餘大數……猶末翻譯」句,佐伯好郎寫成:「譯得巳上卅部,卷餘大數.....猶末翻譯」。但筆者以為:「卅部」應為:「卅餘部」之誤,蓋「尊經」中所列的經典實不立止卅部,──計有卅五部之多。


註8.二宗即二位神,指明神與暗神。


註9.見張星烺撰:「中西交通因史料彙編」第四冊,頁一四一,臺北、世界書局影印本。


註10.摩尼教與景教經典,其中的宗教名詞共通者有;「三際」、「三常」、「法王……等」,不一而足。


註11.載於臺北、中華學術院天主教學術研究所學報第一期,頁六九至七八。一九六九年八月出版。


註12.載於高雄、「智慧」月刊,第二卷第十期,一九七零年三月一日出版。


13.見拙著:「中國基督教教史」頁三五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七年六月初版;暨張伯懷著:「新約正約成立史」頁八十七、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六月初版;並穆格新生(Sten Bugge)著:「新約道論」頁三十,香港、道聲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四月、第四版。


註14.「三際」二字既經解明,則吾人可推知:它係屬景教的「講道集」用以申明保羅對三際的解釋。「三際」二字被摩尼教借用後,是否另有撰作「三際經」?則尚待攷燈。

Re: [問題] 基督徒如何看待聖經的歧視女性?


作者:sitos (麥子)


1. 在討論第一點之前,我要先聲明,我對其它宗教怎麼看待男女的差異並不了解。
   因此猶太教、基督教或天主教系統中的女性地位,是不是真的高於其它宗教的觀點,
   對於這個問題,存而不論。但是訴諸猶太教、基督教或天主教系統的女性地位,
   高於「其它」宗教的這個立論,事實上並沒有解決討論脈落裡的任何困境。

   對於基督教歧視女性的詰問,在這個時代最大的力量在於,我們所處的時代,
   許多對女權或兩性平權看重的觀點,其看待女性的地位可能高於基督教或聖經的觀點。

   採用這種宗教間比較式的立論去說基督教「沒有」歧視女性,顯然非常無力。
   如果今天討論的主題是,眾多的宗教當中,哪一個宗教中的女性地位最高,
   或許我們可以說基督宗教當中的女性地位最高,但這頂多也只是比較出來的。

   即使基督宗教表現得最好,也不代表基督宗教看待兩性是平等的,問題依然存在。

   同樣地,如果我們假設某個教會選擇性地不遵守聖經的教導,
   將所有聖經當中以今天一般的標準來看認為是對女性不平等的地方,
   都宣稱信徒不需要遵守,因為他們認為兩性是完全平等的。

   那麼這樣的教導將會使這間教會的教導比主流的基督教更重視兩性平權。
   那是否代表重視兩性平權的基督徒,就「應該」認同這樣的教導呢?

   整個立論最大的問題在於,當基督徒宣稱基督信仰或聖經是「絕對」的真理時,
   基督信仰的詮釋只能夠與「完美」、「從神而來」的教導作比較。

   即使其它宗教都沒有「更好」,並不足以說明基督信仰「夠好」或「是真理」,
   也很有可能所有宗教在這個議題上面通通都是錯的,拉其它宗教下水,
   並不能解決基督宗教的困境。這種立論無疑是削弱了基督宗教對真理的代表性。

   如果真心認定聖經當中對於兩性地位的教導,也是屬於聖經所教導的不變真理,
   那麼將其與其它宗教作比較,一點意義也沒有,因為不論其它宗教好或壞,
   基督信仰都必須要自己去證明這樣的教導就是「從神而來」,就是「對的」。

   認真關注兩性平權議題的基督徒,應該要把討論的重點放在這個方向。


2. 我對女性主義其實了解也不深,但不論是追求表面上的平等,
   或者是追求尊重的態度,從今天的標準去檢視舊約聖經或一世紀發生的事情,
   我們都很難說基督信仰對於女性有達到表面的平等或是平等的尊重。

   舉個簡單的例子,當保羅說到「我不許女人講道」的時候,有人會解釋,
   那是因為當時的女人可能相對男人比較沒有接受正統教導的機會,
   因此講道比較有可能是錯誤的云云。但如果真的是這個原因,
   保羅應該要禁止的是信仰不純正,或信仰不成熟的人講道,而不是女人。

   就算很極端地,當時的所有女人都信仰不純正或信仰不成熟,
   她們不能講道的原因也不是因為她們是女人,同樣男人也會有一樣的問題。

   信仰不純正或信仰不成熟的男人,在這樣的立論裡面,也不應該講道。
   如果從性別標籤的角度來看,這個標籤在這類型的經文當中似乎並沒有被去除。

   無論我們找了多少「時代背景」式的理由,試圖去解釋這類型的經文,
   我們都無法避開聖經當中的確是以「性別」當作條件,而不是不考慮性別這個條件,
   因此對於這類型經文的詮釋,都很難解讀為尊重的態度,更不用說表面的平等。

   也就是說,就算把兩性平權,從「表面的平等」深化到「尊重的態度」,
   依照現在一般對兩性平權的標準(或者女性主義的標準?),
   聖經當中的教導和要求很可能也沒辦法達到這樣的標準。


3. 聖經當中記載的女性有很多人都很重要,當然要特舉以斯帖和路得也可以。
   不過舉出兩個(或多個)特例,並不能代表女性的地位有實際的提升,
   當然也不能代表女性這個形象有獲得普遍的尊重,或者去除性別標籤。更重要的是,
   就算以色列的文化當中,女性地位明顯高於其它文化,還是不能說明這是真理。

   這樣的立論之所以薄弱,已經在第一點當中說明過了。

   如果我們要找一個相對好的文化,也許以色列文化可以勝出,
   但這與基督徒所期待的「從上帝來」、「不隨時空改變」的「真理」,卻是兩回事。

   如果以色列的制度是上帝透過摩西所建立的,
   那麼認為以色列是個男女不平等的民族,是否也代表這就是上帝的觀點呢?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我們就得要接受這才是「真理」,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我們就得要面對其它制度也可能不是上帝的觀點。

   如果保羅所寫下的書信,是聖靈感動他寫下的,
   那麼認為保羅書信所傳達的觀點,男女並不平等,是否也代表這是上帝的觀點呢?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我們就得要接受這才是「真理」,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我們就得要面對書信的其它內容也可能不是上帝的觀點。

   無論怎麼選擇,這樣的立論總是會面對一些困難。

4. 如果在教會之中,性別的標籤已經被去除了,為什麼女性使徒沒能領導教會,
   她們在耶穌身邊的時間和所受的教導,不見得比男性使徒更少。

   如果在教會之中,性別的標籤已經被去除了,為什麼所有新約聖經的經卷,
   能考證到的作者,通通都是男性,沒有女性?

   如果在教會之中,性別的標籤已經被去除了,保羅在寫信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直指各地教會有問題的風氣,而不是把問題加在「女性」的形象之上?
   當我們把保羅的書信當作「上帝的話」在閱讀的時候,心中期待的是,
   這是一個永遠可以被追求的目標,是回應上帝對人類的呼召,
   我們就期待保羅書信的觀點不只要比當時的時代更為先進,
   同樣我們也期待保羅書信也要比現代更為先進。

   如果保羅的書信不是在任何時代都比其它的思想更接近上帝的心意,
   那麼基督徒至終將要面對,到底哪一部份的思想其實較為落後,
   哪一部份的思想需要被修正。而最後保羅書信的權威性也同樣會被去除。
   這對於現在的基督信仰而言,恐怕是一個相當大的困難。

我對於基督信仰與兩性平權議題的張力,並沒有一個很好的答案,我相信聖經是真理,
因此我會以聖經是真理作為前提,去看待聖經當中對於兩性議題的記載與論述,
並且我會以聖經是真理作為前提,去試著調解現在看到的張力。我沒有好的答案,
但我認為基督徒不應該滿足於「比其它宗教好」或「比當時的時代好」這樣的答案。

一旦我們宣稱聖經的教導就是上帝的教導,那聖經的教導就得要是那個「目標」,
單單只是「更接近目標」是不夠的。類似的張力也不只是在兩性平權的議題上面,
聖經有許多教導被質疑是不符時宜,也都要面對類似的問題。

如果其它基督徒有好的想法,也請分享給我。

會昌滅佛:緣起



開成五年(公元840年)秋,唐武宗召趙歸真等81人入宮,大建宮觀,修「金篆道場」,並親臨三殿,受法篆。

武宗登基後,信任道士趙歸真,為求長生不老而修習道術。趙歸真宣稱佛道不能兩立,佛教的存在影響道家的修煉結果。武宗信以為真,認為僧人的存在是自己修煉成仙的障礙。

當時的道士還到處散布讖語:「李氏十八子,昌運方盡,便有黑衣天子理國。」道士們對武宗解釋說這條讖語暗示佛門中人將登上天子的寶座,這裡的「十八子」與「李」相合,而黑衣人則是當時僧尼的標誌,將矛頭指向佛教。

早在景雲二年(公元711年)就有人指出:「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宰相狄仁傑上疏言道,寺院「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並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眾,又劫人財」。

當朝宰相李德裕亦大力主張滅佛,認為武宗此舉「獨發英斷,破逃亡之藪,皆列齊人;收膏壤之田,盡遍王稅。正群生之大惑,返六合之澆風。出前聖之謨,為後王之法。巍巍寶德,煥炳圖書」。

實際上,武宗滅佛是佛教勢力日益擴張的必然結果。

唐武宗早年喜歡道教,即位之初就詔道士趙歸真入朝,稱其為道門先生,並在禁中築一望仙觀給他居住。會昌五年正月,趙歸真向唐武宗舉薦羅浮道士鄧元起和軒轅集,說他們有長年之術,唐武宗遂遣中使往羅浮山迎鄧元起和軒轅集進京。

他們進京不久,就與道士趙歸真共為犄角,在唐武宗的詔命下進行全國性的排佛滅佛行動,凡國中所有大秦寺、摩尼寺一併撒毀,致使京城七十多名女摩尼無從棲身而一起自盡。這次「會昌法難」共毀佛寺四千六百餘座,招提(佛徒常住之地)、蘭若(居士靜室)四萬餘間,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佛寺田產數千萬頃,解放奴婢十五萬人。

會昌滅佛後第二年正月,唐武宗一病不起,至三月駕崩,年僅三十三歲。武宗駕崩後皇子沖幼,由皇叔李怡繼位,遂為唐宣宗。宣宗繼位後一改武宗的做法,全面恢復佛教,修茸佛寺,給還田產,令司戶給佛教徒重新發放度牒。同時又下詔杖殺道士趙歸真和鄧元起,把軒轅集趕回羅浮山,一場轟轟烈烈的「會昌滅佛」事件降下帷幕。



【轉貼】月亮會影響人的情緒嗎?




月亮會影響人的情緒,這種看法出自美國邁阿密市的精神病醫生阿諾德··韋伯。 韋伯在他寫的《月球的影響》一書中提出了這樣一種觀點:人體80%以上是水,故而會像地球上的海洋那樣受月亮影響產生潮汐;另外人體細胞會受磁場影響,月球磁場會作用於人體細胞,月亮的引潮力與磁場影響著人的精神活動。 據韋伯觀察,當滿月漲潮時,邁阿密市的精神病人發作更為頻繁,社會治安問題更多。

韋伯的發現,很快傳向世界。 一時間,人們議論紛紛:我們最近的天空鄰居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的精神狀態影響我們意識的力量。與其說來自遺傳,倒不如說來自月亮人體內有月亮控制的生物潮汐,當滿月時,這種潮汐達到高潮,故而影響人的心理活動在月圓之夜,你的 脾氣是否變得急躁易怒,而且整晚坐立不安?如果答案肯定,那是滿月時產生的潮汐對人類造成的精神和體力上的影響 

韋伯提出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和需要深究的問題。 那麼,我們能否深入研討一下月亮對人體作用的潮汐力與電磁場有多麼大? 是否也統計一下滿月時周圍的人顯得精神不穩明顯不明顯。 另外從人類生態系統的角度客觀地分析一下實際可能有的影響。

月球對地球的引潮力是月、地兩球圍繞共同質心運動產生的慣性離心力和月球對地球上不同位置各點產生的萬有引力的合力,(F引潮力=F引力一F離心力)。 地球上始終處在月、地質心一直線上的兩個區域的引潮力最大,我們就計算地球表面引潮力最大地方質量為m的某人所受到的引潮力:

……

上式中G為引力常數( 6672 x 10-11牛頓·2/公斤2),M為月球質量(736x1022公斤),D為月、地心距離(3844 x 108米) L為地表到月心距離。 式中可理解為地球上質量為m 的人對月球產生的引力,這個力是地球牽住月亮不讓其游離地球的力量的組成部分,故相當於F離心力。 化簡①式可得:,R=LD(地球半徑)。 

讀者有興趣的話可以自行計算一下,得知地球表面引潮力最大的地方,每公斤物質受到的引潮力為1.1X 10-6公頓。 也就是一個體重為100公斤的人,受到的月球引潮力不超過11達因。 11達因的力,一隻螞蟻只需使出約十分之一的勁就能獲得。 把這個力與地心引力相比(9.8米/秒2),是八百九十萬分之一。

查閱有關資料得知,遠古時候月球磁場是比較大的,近千百年隻及地球磁場的二萬分之一,也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數字。

有人覺得,力量再小,也終究是一個力,平衡的心理天平上總是一個籌碼,故而影響大約是有的。 不過,上班擠車時掉了一個鈕扣也是一個籌碼,完全能夠計算出衣服上少一個鈕扣後身子少受到多少萬有引力的作用。 這樣就說不明白了。 看來天體力學這東西於心理學有點對不上號,那就去精神病醫院與公安局看看。 

韋伯曾預言“19741月將發生高海潮,人們的行為將普遍受到干擾。筆者在上海精神病防治院查得19741月的門診人次是12173人次,比2月份還少(12300),竟是全年門診人次最少的。 經與公安局聯繫,19741月的兇殺案也不見增加,居該年第八位。 筆者還統計過某五年中的2427例自殺行為,也看不出陰曆月內呈波浪起伏。 是否上海與邁阿密的地理位置不同,導致上海觀察到的與邁阿密情況兩樣,這好像不成為理由,翻開世界地圖,上海與邁阿密的緯度相當按近。

還有不少疑問,韋伯把海潮高漲與人的情緒變壞兩者聯繫起來,沒有考慮到海潮高漲之時不一定是月球引潮力最大之時,這是由於龐大的海流慣性很大,通常對於引潮力作用來說是遲發的。 筆者請教過天文台工作的專家,他們談到漲潮會受到海流、風向、海深、海底地形等因素的影響,有些地區甚至要延遲六七天才出現漲潮,而按物理計算,延遲六七天實際上即時引潮力反而已趨於低潮了。 人體的質量相對於海洋是很小的,慣性作用小得多,不大會是同步的,即使果真有潮汐存在。

月亮會不會影響人的情緒? 這種影響有多大? 至今仍有不同意見。 不過,韋伯的觀點是漏洞百出的,這是毫無疑問的。

中天十二宮辰 (大代巡 十二天王)



煌煌蒼穹,日月凌空。自華夏先祖出現以來,即對天上的星空充滿好奇!因此開始產生了對星辰的幻想,並以此來制定出季節的開始。

中國是一個由多民族組成的國家,這些民族生存的地域各不相同。在上古時代,中國境內的各個民族,都普遍地存在著星座崇拜的痕跡,而且不同的民族,所崇祀的星座也不同。而在中國早期居民所認識的星空,首先是從最明亮顯著的恆星來確定季節的開始,這時期稱為辰的時代,也是古天文學的開始。

在辰的時代,原先是從三大辰開始,進而演變為十二辰,也就是區分為十二宫。《公羊傳、昭公十七年》說:「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極亦為大辰。」大火指大火星。伐即是參星。極為北極星。共稱三大辰。   

而何謂十二辰?《左傳、昭公七年》說:「日月之會是謂辰。」星空有十二辰,以一年中十二個月的交會點,即十二辰會。這日月的十二辰會,也與十二星次相對應,即玄枵(子)、星紀(丑)、析木(寅)、大火(卯)、壽星(辰)、鶉尾(巳)、鶉火(午)、鶉首(未)、實沈(申)、大梁(酉)、降婁(戌)娵訾(亥)。

此十二星次亦稱為十二宮辰。因為星空有十二辰,人類也將它對應到地面來,即時間也分為十二辰。   

而這十二辰不僅在地面佔有極為重要的位子,在星空中,其位子也是相當重要。此十二宮辰包含了二十八星宿與眾多星座,總共涵蓋了二佰八十三個星官。而星官代表的又是何涵意?從戰國秦漢之時,中國進入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時代,星占學與天文學發展起來,便逐步建立起以天帝為中心的星座系統。

首先將北極不動處之星稱之為帝星,附近之星稱之為子屬、大臣、侍衛和其他官員,由於都是天帝的屬臣,故將天上的眾星座都稱之為官,所以星官之官字,就是官職之義。二十八星宿與北斗七星、十二宮辰等也就不例外,都屬於天帝的大臣。而道教創立以來,即把天帝稱之為玉皇上帝。各星官就成了輔佐玉帝的大臣官員,共同管理地面的一切,自此開始,中國的神道思想由此產生。正統道教的一些道經中,無論是舉辦何法會,所祭祀奉請的即是這些星官,這也就是先天神的由來。   

現在再來介紹十二宮辰。十二宮辰在道教中,其地位並不亞於二十八星宿與其它天神,反而有越之而無不及,權力更是很大。前面有說到三辰和十二辰,其實三辰中的二辰已融入到十二辰中。在道教則是尊稱祂們為天輪十二宮辰大道星君。為何稱呼為天輪呢?因為在古星相圖中,天空為圓形,也就是天圓地方說法的起源。而這個圓形就像早期黑膠唱片一樣,分為十二宮,而諸多星官就在這裡面,二十八宿與四象亦在其中。而每一宮代表著不同之年閣,因此,稱之為天輪十二宮辰大道星君。

根據資料了解,有許多的星官是橫跨在宮與宮之間,而各民族的族星也在其十二宮裡,四象圖騰也在其中。其實,比四象出現更早的為五象,只是四象更適用於黃曆而得以流傳下來,而五象的觀念則消失。在《禮記.月令》、《管子.幼官》、《黃帝內經》、《淮南子.天文訓》、《周禮.考工記》等古書中,記載的都是五象而非四象。五象為東方蒼龍、北方玄武、中方黃龍、西方白虎、南方朱雀等。   

言歸正傳。有許多的星官,在道教中有其應化神出現,因此世人才能有所知。例如:紫微大帝、太陽、太陰星君、文昌帝君、四聖天君、北斗七星、風雨雷電神、火神、玄武神、土地神、財神、南斗星神、二十八宿神、六十太歲等等。其實這些神衹,都是由古天文星相學所應化出現。而其中只有天輪十二宮辰星君,自古以來只出現在道經中,並沒有其應化神出現,因此才不得人知。除非是真正修道之人,熟讀道經才會知道有十二宮辰星君。

但是十二宮辰星君並非沒有應化下凡,而是世人把祂們身份搞錯了,一直以來當祂們是王爺來奉祀。針對此,我們徹底研究了十二宮辰的星官系統,經詳細對照後發現,其實十二宮辰所應化之法相,本身就是一個民族族星的象徵,或是每一個宮的整體表徵。有的是以物來化現其形,有的是以民族精神來表現特徵,每一個宮是以何種方式來應化,皆不盡相同。其十二宮辰職責,涵蓋了天下的所有一切人、事、物,與天下的安定和陰陽等事。難怪《斗姥心經》中記載:「十二宮辰安天下。」原來天下所有事,均與祂們有密切的關係,也難怪祂們會以大代巡的身份來應世。而以天王之名應世,則是與大火星有關,大火星為古三大辰之一,又表天王之位。   

在這裡我們深刻感覺到,天王的姓氏只不過是個代名詞,並非是其真實姓。在台灣祂們可以使用這個姓,在不同的地區,祂們也可以用不同的姓。如同我們一個人也可以擁有許多不同的名字一樣。有的人有乳名、正名、偏名、綽號等許多名字,但實際上指的是同一個人,這道理是相同的。何況在商殷那個時代,百家姓都還沒出現,又哪來的百家之姓?所以如果要按其姓來定標準尋源,就如同走進了迷宮一樣,永遠無法突破迷思,也無法知道真正的答案!   

另據《道藏經》中所載:「本為天皇十二帝,奉玉旨轉世下凡。」經過《炎黃源流史》中所介紹,我們發現了上古中國存在著十二個民族部落,後來經過時間上的演變,從征服、失敗、合併、聯合等因素,才成為五大族。《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加上中原一族共稱五族。因此,天皇十二帝指的莫非是上古十二個民族,或是民族的部落首領,已無從考証。十二族分別為:犬戎族、三危族、雟族、邽族、婁族、胡族、畢族、井族、鬼方族、六夷族、張族、房族等。

然而針對十二宮辰的應化身份,經過我們繁覆的查證對照下,已經開始有了初步的證實!因此,我們分別將每一個宮辰所代表的涵意來分析,並與十二位天王的法相來對照,以祈能使信眾大德對祂們有更深入的了解。另外尚有不足之處,還請諸賢大德不吝指教。

【轉貼】民國異聞:論《民國十大飛賊》


作者:今劍夢


中午無事愛到省外文書店溜達,半月前便看了本舊書《民國十大飛賊》(不包括李三,大概李三名聲更在他們之上吧),后來正巧又看到一點關于李三的歷史考証, 現在略作歸納,以做各位觀客飯后之資。


一、俠盜燕子李三的英雄色彩渲染有些左傾的味道。李三是1930年代中期被北京警察局槍斃(或病死?)的,當時審判時給他辯護的律師(姓名遺忘)在后來的 回憶錄中說道(大意如此):當時沒有人愿意給他辯護。李三是以為劫富濟貧出名的,而事實上他所得財物的大部分都用去吃喝嫖了(賭容易暴露吧),分給老百姓的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李三從不偷窮人的東西,而事實上窮人也是沒有東西給他偷的。李三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這些事實雖表明他并不如我們想得那 般英雄,不過當我們把他與接下來的十大飛賊相比,我們就會發現,李三,一個年幼跟隨道士學武并沒受到什么教育的江湖人,能夠作到這些已是難能可貴了。

以我的感覺,他奢侈也罷,憐憫窮人也罷,主要是發自天性的一些善良與惰性,當然有人懷疑他掉名沽譽,我就不作評論了。


二、十大飛賊有個共同的地方,有九個人都是學的武當內家輕身朮,只有一個英國人學的印度愈珈。順便提一下,我以前從杜心武的弟子武朮名家萬瀨聲書里得知, 輕功最高只能躍起三丈。很巧,從這十大飛賊的經歷里也証明了萬先生的觀點,不妨再告訴武朮愛好者一些:輕功還是不要選擇內功練法,年齡越長,身體越差。

萬先生告誡過:若無優異之內家練法,莫若習自然物理練法,勤練亦可起地1──2丈高。


三、十大飛賊中有兩個是和李三有淵源的,一個叫李聖五,曾向李三學習過輕功,一個是李三的師兄,李三在世時曾這樣說過這位師兄:“他輕功不如我,但也不 差,技擊比我厲害多了。”不過這兩個人的命運恰恰和李三相反。李聖五后來被軍統收買,建國后伺機回國刺殺毛主席,被我方偵破。當時傳揚一時,毛主席后來笑 了一句:“他不是‘飛’賊嗎?” 李聖五的被做頗具戲劇性,當時濟南公安局被迫立下了一個月內將其抓獲的軍令狀。而就在立軍令狀前李聖五恰從他們身邊跑過一次,當時濟南城光天化日之下,我 方乘李不備,突然襲擊。

李聖五忙施展輕功,從巷子李跑到了街上,街上人太多,他被逼的沒法,踩著人們的腦袋逃走了。公安怕誤傷群眾,沒敢開槍,李聖五本來 就犯了不少命案,這次在警察眼皮地下跑走,更是引起恐慌。中央得知,下令,要濟南公安一個月內破案。

大概那李三也是該有惡報,他自以為最危險的地方最安 全,一直住在一個姘婦家里。濟南公安接到群眾舉報,夜里查訪,結果把李聖五逼在狹屋內,輕功無法施展,被捉。大概在1949,李聖五被執行槍決,濟南人民 拍手稱快。至于李三那位師兄,在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的中原大戰中被派去行刺,好像并未成功,最后被警察局給干了。


四、這里我要說的是十大飛賊中兩位沒有干過壞事(殺傷搶及無辜)的,一個叫王金泉,一個外號“尤鴿子”的。王金泉了不得,偷了戴笠的院子,搞得戴笠把侍衛 特務連全部拿去審訊。最后多虧戴笠請的一個在外國留學過的警探才將贓物追回。戴笠看中王的輕功,打算吸收他做特務,哪知王金泉毫無興趣,在被抓送火車的途 中半路逃走。此后便杳無音訊。尤鴿子的俠義之心甚至是超過燕子李三的,李三并沒替窮人出過頭。

而尤鴿子標准是魯智深重返人間,他本來做一個武朮教師,生活 很悠閑。結果一天在街頭看到一紈绔子弟欺負婦女,憤而出拳,竟然把那公子哥打死,只好逃亡,接著落草為飛賊。后來好像偷了一大官,遭到黑道追殺,退出江 湖。我很為他有些抱不平,其實他的經歷比李三要傳奇多了,俠義也原在李三之上,可惜鮮為人知。

尤鴿子的輕功逸聞在他家鄉廣為流傳:有一次,人們讓他表演, 于是他讓人們把一棵樹上距地面兩丈多高的鳥窩掏一下。就在鳥飛出去的時候,尤鴿子飛身而起,硬是在離地兩丈多高的空中將兩只飛鳥捉住了。我在心里是最愛這位的,可惜那本書翻得太快,細節模糊不清,只能簡述了。



  康鵬 王琰/文

  (作者系濟南《齊魯晚報》編輯)



提起“燕子李三”的名字,許多人都聽說過,知道他是民國時期的一個“神偷”、“飛賊”。自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民間就流傳着各種各樣關於“燕子李三”的傳說,但卻少有人知道真實的“燕子李三”究竟是什麼樣子。事實上,“燕子李三”是兩個人的化身,一個是河北的“俠盜”李景華,一個是山東的竊賊李聖武。

  山東李聖武:冒用李景華名號

  另一個“燕子李三”,就是山東的李聖武。

  李聖武,1920年出生於山東禹城李家莊人,因在兄弟中排行老三而自稱“燕子李三”。他身材不高,僅1.65米左右,但身體粗壯結實,肌肉發達,濃眉闊嘴方臉。他小時候練過一些拳腳功夫,有一定的輕功根基,長大後游手好閑,不務正業。

  李聖武年輕時也曾做過幾樁令人稱快的事,曾搶劫偷竊過為富不仁的大戶,後來卻發展到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不但搶劫偷盜大戶,連貧寒人家也不放過,還奸淫強姦婦女。

  李聖武曾潛入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渠府邸中行竊,更是名噪一時,成為民國時期有名的強盜和“飛賊”。由於李聖武個頭矮小,行蹤飄忽不定,又姓李,所以有人把他和享譽京津的神偷“燕子李三”聯繫起來。而李聖武為了擴大自己在黑道上的影響,也就趁機把老“燕子李三”李景華的事嫁接到自己身上,到處吹噓自己會“飛檐走壁”。

  濟南市作家協會原主席、《當代小說》原副主編郭震,上世紀50年代初期曾在濟南市公安局刑警隊擔任內勤職務,並整理過李聖武的案件材料。據他介紹,李聖武在實際生活中,是一個血債纍纍、殺人越貨的大盜。他隨身攜帶一把嶄新的加拿大手槍,槍上的烤藍色彩鋥明瓦亮。這把手槍有兩個梭子,一個梭子可以壓20發子彈,且能連發,殺傷力很強。再加上李聖武心狠手辣,彈跳能力超出常人,對搶劫殺人視為兒戲,使不少人聞風喪膽。

  據當時濟南市公安局留用的舊警察張元光、沙延祥介紹,國民黨警察局刑警隊有一個姓劉的警官,因追捕李聖武而和他結了仇,李聖武便在一個深夜殺了劉警官的全家。那一夜多虧劉警官在隊上值班才倖免於難。此後,國民黨警察便越發不敢追捕李盛武了。

  有一次,警察局刑警隊接到上司命令,要他們到經二路緯二路原德國大使館舊址(即現在的濟南市政府大院)捉拿李聖武。天黑了後,刑警們按時到達,當時大院內荒蕪不堪,雜草叢生,深及腰部,刑警們膽顫心驚不敢前進。他們左手拿着手電照着亂晃,右手則用棍子抽打草叢,同時大聲喊着:“喂,李聖武你快出來吧,你跑不了啦!”聲音呼天喝地,這明為抓捕,實際則是給李聖武送信,讓他趕快逃跑。

  李聖武曾數次被警察抓獲,但每次都能趁黑夜逃脫,民間更是因此傳說他會“縮骨功”,繩索和手銬腳鐐都束縛不住他。

  事實是,由於他心狠手辣,很多警察都怕他,唯恐惹禍上身殃及全家,即使抓住了他也不敢難為他。再加上李聖武每次被警察抓住後,總能用金錢打通關係,偷偷被釋放。而警察為掩飾收受李聖武賄賂的醜行,也吹噓他會“飛檐走壁”、“縮骨功”,為李聖武的屢屢逃脫尋找藉口。

  這樣的事情在整個濟南城鬧得沸沸揚揚,李聖武是“燕子李三”的傳說也就逐漸混淆視聽,終於造成了人們的誤解。使得不少人確信活躍在濟南城裡的“燕子李三”,和前些年民間傳說中的橫行平津的“燕子李三”是同一個人。

  新中國成立後繼續犯案


  新中國成立後,李聖武並沒有離開濟南。他自恃武功高強,依然我行我素,繼續從事行竊搶劫的勾當,逍遙自在地過着他的“飛賊”生活。國民黨特務機關為了破壞剛剛成立的新政權,收買了一批在城內殘留的軍警特務及反動會道門人員、黑道人物,伺機從事各種顛覆破壞活動,製造恐怖氣氛,李聖武也在被收買之列。

  1948年12月16日夜晚,“燕子李三”李聖武搶劫了濟南經三緯四路的慶豐金店,槍殺了金店經理的父親吳本一,隨後又在院西大街開槍打傷了一名辦案警員;緊接着,李聖武又搶劫了估衣市街老鳳祥金店的24個金元寶;隨後,他又殺害了芙蓉街芙蓉巷的商人紀波亭。

  這一系列惡性案件在當時給民衆帶來了極大的恐慌,造成了極壞的社會影響,也嚴重影響到了新政權的穩定,濟南警方也因此將李聖武列為重點通緝對象,但李聖武又多次逃脫。

  現任濟南大學教授的徐志剛,1950年代初期曾任濟南市公安局偵察員,他當年曾參與偵審“燕子李三”李聖武案件,也曾親自和李聖武交過手並險些將李聖武抓獲。

  1949年1月6日,徐志剛接到舉報,說有人看到李聖武在濟南舜井街的一個木匠鋪裡。他穿着便衣立即趕到那裏,只見李聖武正在跟木匠鋪老闆一起喝酒。徐志剛開門見山地對李聖武說:“我是區政府工作組的,有事要找你談談。”暗中把口袋裏的手槍頂上了火。李聖武卻說“你干工作也不容易,大家交個朋友吧……”說著從口袋裏掏出一沓鈔票遞給徐志剛。徐志剛大聲說:“共産黨不興這個,咱們還是到區工作組談談吧!”

  李聖武見收買不成,就假裝答應去工作組。李聖武走在前面,徐志剛則把手按在口袋裏的手槍上,跟在他的後面。

  當時正值嚴冬,冰天雪地,兩人剛出門走下木匠鋪的台階,李聖武突然一個踉蹌朝下滾去,徐志剛還認為他是不小心滑倒了,剛要伸手去拉他,卻見李聖武緊貼着地面打着滾往南滾去,徐志剛連忙從口袋裏掏出手槍,不料李聖武也趁着打滾從棉襖裡掏出手槍,只聽“啪”的一聲槍響,李聖武首先開槍,子彈擦着徐志剛的頭皮就飛過去了。

  槍聲一響,整條街上頓時亂作一團,李聖武隨手拉過一位過路的民衆擋在了自己身前,為了不誤傷群衆,徐志剛不敢再輕易開槍,李聖武趁機拐進一條小巷子,爬上牆頭逃走了。

  徐州被捕,濟南槍決


  為逃避抓捕,李聖武1949年1月間潛逃至江蘇徐州、安徽蚌埠一帶。由於他在潛逃藏匿過程中急需大量錢財,他在徐州又連續作案兩起,2月28日與5月17日先後搶劫了天寶興及老慶雲兩處銀樓。警方經過廣泛搜集情報,最終確定李聖武躲藏在江蘇徐州,藏在他的姘頭歌妓張紅蘭的家裏。

  1949年6月24日,濟南、徐州兩地警方密切配合,調集大量公安人員在張紅蘭家四周佈下了天羅地網,外面佈置便衣封鎖,裏面由內線人員周旋,另一路警察則以查戶口的名義進入張紅蘭所住的院子裡,故意一邊說說笑笑,一邊挨家挨戶核對戶口以穩住李聖武。

  李聖武當時正躺在姘頭張紅蘭家的床上,隔着窗玻璃對此看得清清楚楚,他認為警察是例行公事查戶口,也沒有在意,就面朝裡躺在床上裝睡。假裝查戶口的警察進入張紅蘭家後,一邊說說笑笑使李聖武放鬆警惕,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雙雙撲向躺在床上的李聖武。

  警覺的李聖武急忙伸手准備掏枕頭下的手槍,卻被當場按住,院外躲在暗處的其他警察隨即湧進房內,將李聖武抓獲。警察當場從李聖武的枕頭下搜出美造手槍1支和子彈24發。

  李聖武在徐州落網的消息傳到濟南後,濟南市公安局局長凌雲立即召集刑警隊長和有關人員,開會研究將李聖武押解回濟南受審之事。為確保萬無一失,濟南市公安局專門派出一個班的全副武裝的公安部隊,將李聖武押解到了濟南。

  在審訊過程中,李聖武對自己所犯的罪行供認不諱,並交待了自己“縮骨功”等所謂高超武藝的秘密,不過是趁人熟睡之際用竹篾打開手銬而已,其他武藝不過是在早年闖蕩東北時所學的一些拳腳功夫罷了。在接受審訊時,李三表示自己作惡多端早就該償命了。

  1949年10月,李聖武被濟南市法院判處死刑。濟南市中級民法院展出的當年的“燕子李三”李聖武的判決書上,清清楚楚地記載着李聖武的作案經歷:“查盜匪犯李聖武,以盜匪為業12年,自16歲即在哈爾濱參加盜匪,先學武術兩年,至19歲便自主開始在哈爾濱大肆搶劫,旋逃避通緝潛逃濟南。”到濟南後,李聖武充任“汽車公司修理員,以隱藏身份,又開始在濟南專業搶劫,作案纍纍,市民畏極”。

  1949年10月27日,作惡12年、29歲的慣犯李聖武在濟南市十二馬路北卡子外北被執行槍決。

  遺骨被製成人體標本


  李聖武雖然沒有傳說中所說的“飛檐走壁”的輕功,但或許是長期行竊搶劫翻牆上房鍛煉所致,他的大腿肌肉組織確實比較發達,與常人有所不同。在濟南更是廣泛流傳着這樣一種說法:“燕子李三”的腳心裏有幾撮黑毛,他的雙足跟腱粗壯如牛,脛骨卻比常人的略細,所以他才有特殊的本事,會“飛檐走壁”;在“燕子李三”被槍斃之後,他的屍體被特地運到山東醫學院進行解剖,以研究、揭示他會“飛檐走壁”之謎。

  那麼,事實真相到底如何呢?據解剖李聖武的經辦人之一、濟南大學徐志剛教授回憶,他有一位叫做翟允的老戰友,當時在位於濟南市的華東白求恩醫學院(現為山東大學醫學院)任解剖教研室主任。因當時供醫學教學解剖用的人屍很缺,一般死者家屬均不願把遺體做解剖實習用,翟允就讓老戰友徐志剛幫助給弄些被處死刑而無人收屍的屍體。

  “燕子李三”李聖武被槍斃後,他的妻子梁氏和內弟梁永惠均明確表示不願收屍;同時,還有幾名被處決的罪犯也無家屬收屍。徐志剛經請示濟南市公安局局長凌雲同意後,由醫學院派車從刑場將這幾具屍體拉走。

  在教學實習中,醫學院將這些屍體解剖後,經常選擇那些肌肉豐滿、脈絡清晰的四肢切割下來做成標本,裝入用福爾馬林溶液浸泡的密封的大玻璃瓶(通稱“標本瓶”)中。由於“燕子李三”李聖武的大腿肌肉比較發達,表面光澤較好,就被選中做成了標本。在解剖、裝瓶做成標本的全過程中,醫學院的師生中有不少人知道這件事。

  到了1951年春夏之交,山東省衛生廳部署在山東醫學院舉辦大規模的衛生教育展覽,“燕子李三”李聖武的大腿做為人體標本,也被擺上了展覽台。濟南城郊各區各街道都組織群衆來參觀衛生教育展覽,沒料到,此時不知何人傳出了“‘燕子李三’被解剖了在展覽”的消息,立即在濟南引起了轟動。消息一經傳開,幾天之內,各處民衆蜂擁而至,以致參觀展覽的秩序難以維持,潮水般的人群竟把醫學院的大門都給擠壞了。

  徐志剛教授回憶說,當時發生這樣的意外,的確始料不及。為此,作為當初經辦此事的人,他也因此受到了批評。同時,他速請醫學院將李聖武的大腿標本撤出展覽,這一風波才算平息。

  後來,“燕子李三”李聖武的大腿標本被山東省博物館收藏。山東省博物館為此還專門寫了一段說明文字,連同標本實物,一起向社會公開展覽。







燕子李三唯一傳人:民國殺手段雲鵬
本文摘自《喋血刀鋒——民國殺手的人生沉浮》


  此片取材于“陰謀暗殺毛澤東”的真實案例,反面人物段雲鵬確有其人其事。不僅如此,段雲鵬作為國民黨保密局派遣到大陸來的頭號特務殺手,他曾經夜探中共談判代表葉劍英、滕代遠住宅;爆炸國民黨北平市長何思遠寓所;三次潛入京津發展特務組織;策劃暗殺中國共產黨高級幹部。他如何由一個平津飛賊成為臺灣頭號特務殺手的呢?就讓我們來一探究竟。

  日本侵華司令官岡村寧次在《岡村寧次回憶錄》中寫道:“1943年我在華北對支那前總司令長官任上時,府邸發生了一樁極其惡劣的飛賊偷盜事件,損失尤為慘重。後雖經日特高課(日軍高級特務組織)和北平警察局多方調查,毫無結果,殊為憾事。”?這名偷到日軍總司令頭上的飛賊就是段雲鵬?

  段雲鵬,1904年生于河北省冀縣徐家莊,在家排行老四。1920年離家出走,跑到保定投奔直魯聯軍當兵。他個子不高,體壯如牛,性情粗野,在軍隊學了一些武藝,和別人摔打起來很少有對手,爬高越溝身輕如燕。在連年軍閥混戰中,他不斷升遷,1927年在直係第十二軍新兵司令部混得一個上尉副官,成了訓練新兵的教官。

  1928年的春天,段雲鵬在軍隊裏混不下去了,便回到北平。後來他拜俠盜燕子李三為師,學會了不少偷盜作案的本事,也學會了不少“術語”:挖洞叫“開桃園”,上房叫“翻高嶺”,夜間盜竊稱為“掐燈花”。憑著高強的武藝,段雲鵬偷盜從未失過手,成為平津一帶有名的大盜。段雲鵬外號“賽狸貓”,輕功卓絕,某日在北京踩一賣藝人的臺子,手執滿杯酒,踩著圍觀人頭頂,圍著賣藝人轉了一圈,然後落地,酒未灑出,而被踩者毫不覺痛。賣藝人慚愧離去。段在西北軍當國術教官時,常常去酒店喝酒不帶錢,一日吃了3斤牛肉,一壇子酒後被老板截住。段笑曰:“我還沒3斤重,怎麼吃的了你3斤牛肉?”老板氣煞,竟命夥計搬來一巨稱,段飄然躍上,眾人一看:2斤2兩,一時呆住,段趁機得以逃脫。

  為了掩人耳目,在鄰居中不露破綻,段雲鵬以“跑行商”為名,跑出北平,專門到外埠作案。1943年初他在岡村寧次府邸作案,並成功逃脫,造成轟動。該次所偷盜的綠翡翠球,是由當時日軍駐海外另一司令送給岡村寧次的禮物,當時價值約1000000銀元,所盜刻有日本裕仁天皇送岡村親筆簽名的手槍世界上只有三只,價值無可估量。另有黃金等若幹。

1932年10月李三被北洋軍閥段祺瑞的臨時執政府首都警察廳捕獲斬首之後,段雲鵬覺得自己的脖子也涼颼颼的。段雲鵬決定洗手不幹了。1933年春,他棄盜從軍,通過在軍隊的老關係,在四十七路義勇軍第六大隊當上了少校中隊長。

  喜峰口一戰,段雲鵬所在的部隊被日軍打散,隊伍潰退到三河縣境內,被馮玉祥部的宋哲元收編。宋哲元只要兵不要官,當官的均被遣散,段雲鵬就回到北京,重操竊賊舊業。此時,段雲鵬從闖蕩江湖的閱歷中感到獨往獨來身單力孤,做不了大“買賣”。于是,他就廣交京津地區三教九流,趟開了一條在社會上存身的路子。作案時,和慣匪、慣盜三五結夥,得偷就偷,偷不成就搶。由于他在京津屢屢作案,在江湖上盛傳“賽狸貓”的綽號,他成了京津地區有名的“飛賊”,北平警察屢次抓他不到。

  1946年2月,北平市東城金魚胡同大量金銀珠寶被盜。北平警察局偵緝三中隊在天津東馬路“正華”金店將前去銷贓的盜賊抓獲,這夥人供出了段雲鵬。段雲鵬被抓並解回北平,始終不肯招供。軍統局華北辦事處北平直屬組組長江洪濤看中他身手不凡和江湖習氣,認為江湖飛賊段雲鵬可以利用,即稟報上司馬漢三,對段雲鵬酒肉相待並允諾不咎既往,把他吸收進軍統。段雲鵬自此開始了他的軍統特務生涯,被任命為“軍統少校”,主要從事暗殺、破壞等活動。1946年3月,軍統局局長戴笠墜機摔死後,鄭介民繼任軍統局局長。這年7月,軍統局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軍統“華北辦事處”于同年10月正式改稱為保密局“北平站”,“北平直屬組”改稱“北平站第四組”。段雲鵬成為保密局北平站中尉通訊員,成了保密局北平站的特務骨幹分子。

  從1946年段雲鵬被收為軍統特務後,他跟蹤軍調部中共代表團的活動,圖謀暗殺葉劍英,未果。1947年,參與偵破中共北平秘密電臺、逮捕中共秘密工作者的活動。北平解放前夕,刺殺主張與中共和談的原北京市市長何思源先生,造成1死5傷的慘案。新中國成立後,段雲鵬逃往臺灣,先後三次潛入大陸,網羅社會上的殘渣余孽,組成所謂“華北行動組”,刺探情報,從事暗殺縱火等破壞活動,給社會治安造成很大危害。1954年9月,他在第四次潛入大陸時落入了法網。

  1946年1月10日,蔣介石與中國共產黨簽訂了停戰協定,發布了停戰令,並組成了有美國代表參加的“三人小組”和“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軍調部”設在北平的協和醫院。參加“軍調部”的中共首席代表是葉劍英,蔣介石則派軍統局副局長鄭介民為國民黨的首席代表,美國代表為羅伯特。馬漢三奉鄭介民的密令,組織了一個秘密“特別行動小組”,對葉劍英的住宅和中共代表滕代遠的住宅進行晝夜監視。段雲鵬擔任了行動小組的組長,帶領特務對葉、滕的住宅晝夜監視,以獲取情報。

7月中旬的一天,馬漢三派人密令段雲鵬:“你要想盡辦法把共黨談判代表葉劍英每天去軍調處開會帶的那個皮包偷過來!如果偷不到葉劍英的皮包,上級命令,你可以就地刺殺葉劍英!”

  段雲鵬接受任務後,他知道要刺殺葉劍英並不是一般行動,必須要有周密詳細的行動計劃,不然出了差錯,誰也擔不起這責任。段雲鵬立即去向馬漢三親自請示。等他來到馬漢三的府邸,馬公館除馬漢三外,在座的還有一位軍調部的國民黨委員代表黃天邁。

  馬漢三聽完段雲鵬的匯報後,問:“你打算用什麼辦法刺殺葉劍英?”

  段雲鵬立即答道:“我們可以用手槍,用利刃,縱火等,可根據不同情況,採用不同手段!”

  馬漢三搖搖頭說:“這樣做都會有痕跡。目前正在和談期間,共黨代表出了事情難免給人以口實,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黃天邁在一旁插言道:“我覺得不要殺他們,這樣會引起國共的糾紛,老頭子知道了也不好向他交代。我看,最好的辦法是把他們的文件用照相機拍下來,或者在他們的住處監視來往出入人員,另謀其他線索。”

  馬漢三思考了半晌,點點頭對段雲鵬道:“就按黃代表的主意辦!你今天的報告很重要,今後凡遇大事就來我處請示!”

  當天夜裏,段雲鵬帶著照相機,去了位于景山東街的葉劍英住宅。在葉劍英住宅轉了一圈後,段雲鵬見四周無人,輕輕地一提氣,疾跑幾步,猛力一按墻角,就飛身上了葉宅後邊的房頂。

  他在房上觀察一陣後,就翻身下房進了院子,落地如棉,無一點聲響。他在院內野貓似的躥到葉劍英臥室窗戶下,正想觀察室內情況,突然聽到有腳步聲,便立即蹲下,趴在花叢中。這時,在四處巡查的警衛人員走了出來。等警衛人員在院裏轉悠了一陣離去後,段雲鵬心想:“此地不宜久留!”,馬上飛快地直奔墻角,然後躥上房檐,原路撤回。

  回到住地,段雲鵬對手下說:“葉宅守衛森嚴,臥室附近警衛眾多,要想盜得文件,還要拍照,絕對辦不到!”

在葉劍英住處未能下手,段雲鵬又派了幾撥人去西城西京畿道滕代遠住處偵察。探到的情況是:滕代遠住處西南角有個小跨院,住有警衛一隊人,聽說共產黨談判代表怕發生意外,警衛人員都配有槍支。

  為了證實情報是否準確,段雲鵬還親自去偵察了一趟。他深夜獨自一人爬上房,並藏在正院的天棚上觀察。這裏,北屋是滕代遠夫婦居住的臥室,南房是辦公室,東跨院是廚房,南跨院住有四五個健壯的青年,南房辦公室桌子上有人睡覺。在夜間約二三點鐘,南院人還未睡覺,段雲鵬還看見他們每人端著一碗面湯在吃夜宵。他還發現院裏人並未帶武器。由于院內燈光明亮,沒有藏身之地,段雲鵬沒敢下院。他在天棚上足足觀察了3個鐘頭,見無縫可插,便準備撤離滕宅。他從天棚邁上房,由房上往東去,東邊是個小死胡同,從那兒可以下來。正當他要跳下死胡同時,院裏突然有人大聲問道:“誰?”“幹什麼的?”

  段雲鵬一聽,頓時嚇得心驚膽戰,,他不敢再跳入死胡同中,拔腿就跑,在房上一陣猛竄。此時,就聽一聲槍響,子彈從他耳邊擦過,他也顧不得許多,趕緊由西頭跳入南北的胡同內,一溜煙地飛跑而去。事後他才知道,滕代遠住處後邊緊靠著墻那邊是京畿道的憲兵隊。

  段雲鵬通過行營督察處派人調查,始終沒搞清楚這一槍是憲兵隊放的,還是滕代遠的警衛放的。由于共產黨代表在軍調處就此事提出了嚴正抗議,馬漢三這才下令,終止監視共產黨談判代表的行動。

  1947年9月,發生了“中共北平地下電臺”案件,中共北平地下電臺遭到嚴重破壞,余心清、董肇筠、梁藹然和保定綏署參謀處處長謝士炎、副處長丁行、北平地政局代理局長董劍平等10多名中共地下工作人員相繼落入國民黨保密局的魔爪。同時,西安、承德、沈陽、蘭州、天津、上海等處的中共地下電臺也遭破壞,各處共抓捕地下黨人達數百之多。蔣介石興高採烈親自飛往北平,犒賞特工,鼓舞士氣。

  這次使中共地下情報工作遭遇重大損失的幹將之一,就是段雲鵬,他利用上房技術,竊聽到了中共北平地下電臺,國民黨保密局就順藤摸瓜對中共的地下電臺進行大范圍的搜捕,導致中共在北平、天津、上海、西安、沈陽等地的地下電臺均遭到破壞,數百名中共地下工作者被捕入獄。段雲鵬的這一“業績”引起了中共特科的高度重視。中統特務少將馬漢三,將段雲鵬擢升為中尉。事後,段雲鵬又贈裕仁天皇刻名手槍給特務馬汗三作為感謝。

1949年1月18日淩晨,兩顆定時炸彈在原北平市市長何思源家爆炸,一聲巨響,當場造成1死5傷的慘案。到底是誰?為什麼要下此毒手呢?

  何思源曾任國民黨北平市市長,因同情學生運動而被免職。1948年底,中國人民解放軍已包圍北京城,何思源力主和平解決,並為之積極活動。何思源在市民當中發起和平運動。他的倡議得到廣大市民的熱烈支持,市參議會也授予他“榮譽市民”稱號。1月17日,華北七省市參議會及北平各界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討論北平的出路問題,何思源以市民代表的名義出席。會議推舉何思源等十一人為和平代表,定于1月18日出城和解放軍接洽。

  遠在南京的蔣介石得知傅作義、何思源等人與解放軍密談和平解放北平的消息後,極為恐慌,他立即召見了保密局長毛人鳳。

  “北平局勢已經失控,傅作義手握重兵,我是鞭長莫及,奈何不得。你立即派得力的人秘密飛到北平,把何思源給我幹掉,警告傅作義!”

  1月14日,保密局行動處處長葉翔之奉命趁夜秘密飛到北平,指揮暗殺何思源的行動。保密局北平站就設在北平東城弓弦胡同15號院。葉翔之到達北平後,立即在此召集北平公開和秘密組織的特務頭目王蒲臣、徐宗堯、宋元和、楊渭植、吳安之、毛惕園、佟榮功等人開會,傳達毛人鳳的命令,要特務們堅守崗位,不到最後時刻不得擅離職守,密切注意傅作義的動態,隨時報告情況。

  散會後,葉翔之確信四下無人,壓低聲音對王蒲臣和宋元和傳達了毛人鳳的密令,葉翔之說:“何思源秘密串通共產黨,鼓動和談,總裁命令秘密處死何思源。你們立即挑選幾名精通暗殺的手下,搞一個暗殺方案給我,隨時準備行動。”

  王蒲臣和宋元和將暗殺任務交給了保密局北平站偵防組組長谷正文。谷正文找到本組特務劉吉明、李紹明、周凱、李漢彝和段雲鵬。“何思源要和共產黨和平談判,要是和平了我們就完了。南京派葉處長來了,命令我們對何思源採取行動,秘密處決,絕對不能讓他們去和共產黨談判。咱們大家想想有什麼高招?”經過一番商議,他們決定用定時炸彈炸毀何宅。

  谷正文立刻命周凱寫成文字報告交給王浦臣,並讓特務們下午四點在他家集合,聽葉翔之指示。下午4點,在谷正文家,葉翔之詢問了谷正文、段雲鵬暗殺計劃的細節後,給特務們打氣:“計劃得很好,祝你們成功,不希望你們有犧牲。我已由空軍那裏給你們要好專機,完成任務後就接你們全組人員和家屬到南京,帶不走的東西一切損失由局裏賠償。”

段雲鵬等聽了,眉開眼笑。葉翔之先行回南京了。

  1949年1月18日淩晨3時,特務們來到錫拉胡同何思源住宅,段雲鵬與崔擇2人迅速上了東西房的房頂,由楊丕明等在下面運送炸彈。四枚炸彈被分成兩堆安放在適當位置後,特務們離去。4點50分定時炸彈爆炸。睡夢中,何思源被一聲巨響驚醒,與他同寢室的2個兒子也醒了。他下意識地奔向夫人何宜文和女兒們的臥室。剛剛走了幾步,頭頂又是一聲劇烈的爆炸。他顧不得彈片橫飛,磚瓦塌落,回過頭去救兩個被炸傷的兒子,又馬上跑去另一個房間救夫人和2個女兒,全然不知自己的胳膊正流血不止。

  到了夫人何宜文和女兒們的臥室,何思源呆了,夫人和女兒都被埋在瓦礫中。他在廢墟裏扒出血肉模糊的夫人何宜文,又找到2個女兒。大女兒何魯麗只是手部受了輕傷;可是小女兒何魯美卻已經死去。

  為防止再次遭到暗殺,何思源秘密住進了東交民巷的德國醫院。除了小女兒被炸死,何家其余5人全部受傷,何思源的2個兒子以及女兒何魯麗的傷勢不重,都是被瓦木砸傷。最重的是何宜文,醫生從她頭部取出4塊彈片,由于神經受傷,她始終未愈。

  天亮後,警察局局長楊清植和稽查處處長毛惕園等人趕到何家,以考察爆炸原因為名查看爆炸的結果,暗中卻將定時表的殘骸撿走,以防露出破綻。

  特務們通過各條渠道在全市放出謠言,說是“城外的解放軍向何思源家打了兩發炮彈”。

  何思源沒有被炸彈嚇倒,由于受傷,他原定的出城日期推遲了一天。19日晨,何思源帶著傷,在中共地下黨員的保護下,和其他代表出西直門,前往解放軍前線指揮部洽談北平的和平解放事宜,向解放軍表達了北平人民的願望。傅作義將軍也與解放軍達成協議,北平的和平解放指日可待了,國民黨特務的陰謀告吹。

  何思源住宅被炸之後,葉翔之給特務們許諾的專機載著北平站公秘組織的頭目和他們的眷屬飛離了北平。谷正文則通過華北“剿總”一處處長張慶恩買了飛機票,帶領本組特務和眷屬轉道青島逃往上海。而段雲鵬卻成了喪家之犬,無人理睬。他的未婚女婿李殿榮在空軍第四大隊,他頂替李的父親之名,攜妻女乘飛機逃離北平,前往上海向保密局報到。國民黨大陸潰敗後,他跟隨保密局一同撤退到臺灣,一度銷聲匿跡。

臺北,1949年8月的一天上午,段雲鵬快步如飛地趕往臺灣“國防部保密局”。他是奉“保密局”二處處長葉翔之之命前來的。

  3個月前,也就是1949年5月,他從上海乘中央輪,倉皇逃至臺灣。可是來臺3個月,那種無事可幹、終日遊逛的生活,又使他覺得自己像一件被丟棄的廢物。“保密局”的召見使他好像被注射了一針嗎啡,精神為之一振。葉翔之見到段雲鵬,兩人略作寒暄後便切入正題:“雲鵬兄,你現在做什麼?”

  “沒有啥事,每天閒逛。”

  “派你回北平工作,你敢不敢去?”

  段雲鵬笑了一笑,一語雙關地說道:“我做的是這份工作,哪兒也敢去;我要是不做這份工作,哪兒也不敢去。”接著又問道:“這次派我去的任務到底是什麼?”

  “你這次的任務,主要是行刺;其次,是縱火、爆破;第三,就是在當地組織我們的力量,觀察華北的各種情況。”

  “我們的行刺對象是誰?帶什麼武器?”

  “等會兒給你名單,你要記熟,名單不能帶到大陸去。武器也不好帶,到大陸後看弄不弄得到。”

  說罷,葉翔之轉過身來,向助手示意了一下。助手忙從文件櫃裏拿出一張紙來,遞給了段雲鵬。段雲鵬接在手裏,拿眼一掃,立即從沙發上站了起來,一邊看一邊默讀:

  “奉總統密諭:火速選派忠誠可靠之人,趕赴北平,于10月1日共匪政府成立前後,對以下匪首中任何之一者皆可實行處置,以示中央政府之懲戒,昭天下以正義。計開: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李濟深、郭沫若、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薄一波、葉劍英、聶榮臻、劉伯承。”

  段雲鵬看完這份名單,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涼氣,泥塑般愣在那裏,臉色蒼白,半天說不出話來。

  “雲鵬兄,有把握嗎?”葉翔之走到他面前。

  “唔……”段雲鵬挺了挺胸支吾道。

  一個多月後的一個傍晚,化名李馨齋的段雲鵬,一副商人打扮,帶著簡單的行李,經過多天的舟車輾轉,先偷渡到上海,然後順利潛入天津,住到了南馬路二道溝12號他的老朋友于振江家。幾天來,段雲鵬召集了一些過去的死黨組成秘密行動組,讓他們分頭去執行勘查地形、尋覓爆破點及縱火等任務。段雲鵬還訂了《天津日報》、《光明日報》、《大公報》三份報紙,並將登有共產黨領導人照片的報紙保存好,便于行刺人員隨時都能認出,快速執行刺殺任務。

10月底,他又登上列車,到北京去聯絡昔日的朋友,希望把他們能組織就組織起來,也順道探聽北京的消息。他自潛入大陸以來,四處活動已有1個多月,也聯係和組織了一批人,想到自己由入室大盜變成了保密局的職業殺手,也有點沾沾自喜。但是,自己這些手下大多數是大老粗,要這些人用智謀去和共產黨鬥,成功的希望很渺茫。他深知共產黨不好對付,更何況現在共產黨又一統天下,自己須格外小心。

  在北京,段雲鵬偵得劉少奇的住處,打算回臺灣取到武器後再執行刺殺任務。1949年12月初,段雲鵬從上海轉到廣州,然後取道香港回臺灣。

  1950年10月中旬,段雲鵬再次離開臺灣由香港到廣州,再入上海,最後到達天津。為躲避公安查店,他住進張莊大橋元興小旅社,在登記簿上寫的是由上海來津,鞋商,名字叫李永年。第三天,他來到把兄弟于振江家。于振江遞過來的一張《光明日報》,讓段雲鵬頓感頭昏腦漲,雙耳嗡鳴,兩腿似乎不能站立。原來,報紙報道了10月1日天津市公安局槍斃了自己發展的特務王明五、喬振東的消息。

  不過,段雲鵬很快鎮靜下來,他重新仔細地看了幾遍,逐字逐句地琢磨,然後,冷笑著對于振江說道:“根據報紙的報道情況分析,王明五和喬振東並不是因做特務工作被逮捕的,而是因他二人買氯化鉀不慎被人出賣才遭此橫禍的。這兩個笨蛋!叫他們買氯化鉀去化工廠和顏料店去買,可他倆非去蘆莊子西藥房訂貨60磅,這等于公開告訴共產黨,是在配炸藥,這不純粹是自己找死嗎!”

  于振江說:“這倆人把咱們計劃破壞電燈廠的事情都向公安局供出來了。”

  段雲鵬眉頭一皺:“這個沒關係,我早就考慮到了,我對他倆早有提防,在他倆未到天津以前,他們不知道我來不來天津,更不知道我住在什麼地方,你的姓名和地址他們也不知道,放心吧。”

  “你趕緊走吧,這幾天天津也特別緊,公安局老挨家串門,我看這裏面有文章!”

  段雲鵬不禁頭上沁出汗珠,臉色蒼白。

  幾天來,段雲鵬心事重重,一種無形的壓力使他透不過氣來,總感到有人在暗地跟蹤他。王明五和喬振東被天津市公安局抓獲後,已將全部情況供出,這給他造成了很大的壓力。自己還能繼續在天津待下去嗎?說不定哪天就會被逮捕!目前的處境十分危險,要抓緊時間安排妥當後立即動身回香港……他和衣躺在床上,苦苦地熬了一宿。

  此時在天津市公安局的辦公室裏,王副局長正和公安處處長方輝談著話。他說:“據我‘海燕’從臺灣送來的情報說,臺灣‘保密局’已派特務潛入天津,此人名叫段雲鵬,約50歲上下,他原是京津有名的大盜,被‘保密局’收下當了一名職業殺手,現已潛入京津一帶,其具體潛入的目的尚不清楚,用何化名也無從查起,‘海燕’提醒天津警方高度注意。請你去北京查一查敵偽檔案,並和公安部聯係,返津後咱們再研究具體方案,我想從派出所所屬街道、旅館、車站開始尋查可疑分子。”

在動身回香港前,段雲鵬還設法與在北京發展的特務接上了頭,並搞到了一張簡易繪制的中南海地圖,上面還標明了劉少奇、周恩來的辦公地點。這樣,他回臺灣,也算對“上峰”有個交代了。

  1950年11月下旬,段雲鵬回到臺灣。在臺灣,他在毛人鳳的引領下,受到蔣介石的召見。蔣介石對他十分看重,親自將段雲鵬由上尉軍銜直接提升為上校軍統組長,負責京津一帶的行動情報工作。對此,段雲鵬感恩戴德。反復策劃後,他再次潛回大陸,先是發展了曹福珍作為總交通,接著又發展了張蘭亭作為情報組負責人,發展了他以前的徒弟、京津一帶另一名飛賊劉珍為行動組少校組長,在京郊通縣自制炸彈,預謀在1951年五一節動手,暗殺中共領導人,但均告破產,不得不逃回臺灣,避避風頭。

  大陸鎮反運動開始後,潛伏的國民黨特務幾乎被徹底消滅。為了“鼓舞士氣”,1954年6月15日,國民黨保密局決定讓段雲鵬化名“張仁”潛回京津,計劃在人口稠密的大眾場所如東安市場、西單商場等地放火或搞爆炸。

  離開大陸已4年的段雲鵬,來到香港後,便四處活動,打聽大陸各方面的情況,為偷渡做準備工作。

  而此時,全國各地的公安機關早已架起了捕獲段雲鵬的天羅地網。

  1954年5月,公安部部長羅瑞卿指示,段雲鵬對首都和中央領導人的安全威脅極大,要想盡一切辦法抓住他。根據羅部長指示,北京和天津兩地公安局商量後,決定以天津市公安局為主,實施抓捕行動。6月底,在得到段雲鵬將在兩個月內偷渡入境、潛入京津地區的情報後,羅瑞卿立即發出指示:“嚴密布置,防止走漏消息,務必將段雲鵬抓獲。”

  公安部部署公安部隊在邊界堵截;京、津等有關省市公安廳、局密切合作;天津市公安局指派專人前往廣州坐鎮指揮;廣州市公安局密切配合,在深圳、廣州布下天羅地網,專等段雲鵬入網。段雲鵬在香港的一舉一動盡在我公安機關的掌握之中。9月13日,段雲鵬以香港大輪行副經理的身份,以到廣州與和昌行洽商投資的名義,領到了入境簽證。

  14日上午9時,段雲鵬準時到達深圳。從這時起,他就被公安機關多層次地嚴密監控起來。

  晚7時到達廣州的段雲鵬,被廣州和昌行的錢經理接到一家高級飯店,錢經理設宴為他接風洗塵。當酒足飯飽後的段雲鵬回到房間,剛關上房門,幾名公安幹警突然出現在他面前。名噪一時的大特務段雲鵬終于被捕了。


智擒軍統“飛賊”段雲鵬:曾伺機暗殺葉劍英


  1950年6月14日下午,北京的市民還沉浸在剛剛建國的喜悅祥和氣氛中。北京東部的鬧市區突然傳出兩聲巨大的爆炸聲,爆炸聲震動了整個北京城區。

  就在爆炸發生時,全國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正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毛主席剛剛宣讀完開幕詞僅僅一個多小時。這兩聲巨響使得與會人員面露驚疑之色,當時毛主席平靜地說了句:“請同志們繼續發言。”

  細心的周恩來迅速向工作人員詢問,很快就得知,位于朝陽門外大街17號的輔華合記礦藥廠突然發生了爆炸。

  在新中國成立不到一年,舉國上下歡慶政協會議召開的特殊時刻,這兩聲爆炸尤其顯得神秘,對首都北京的安全是極大的威脅。中央和北京市的領導對這次爆炸事件十分重視。當晚,公安部長羅瑞卿和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市長聶榮臻就分別指示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查明原因,如係敵特分子破壞,則必須迅即立案偵查,緝拿嚴懲。


  段雲鵬是個什麼樣的人


段雲鵬

  主持破案工作的是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馮基平。就在公安人員緊鑼密鼓對爆炸案進行調查時,臺灣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毛人鳳接到一封報告,有一個叫段雲鵬的軍統潛伏特務自稱指揮了這起爆炸案。而後臺灣的報紙、廣播就開始大肆渲染、吹噓。中統局則宣稱是它派遣的特務幹的。最後官司打到總統室資料室,由蔣經國認定是段雲鵬幹的。

  真是段雲鵬幹的嗎?事實上,我公安人員已經把案件調查清楚了:這是一起因違規操作而引起的火藥庫爆炸。不過,這個主動蹦出來的段雲鵬,倒引起了公安部的特別注意。

  1950年7月的一天,馮基平接到公安部的通報,這個叫段雲鵬的人近期要來北京執行破壞及暗殺毛澤東等新中國領導人的任務。

段雲鵬1904年生于河北省冀縣徐家莊。1920年離家出走,跑到保定投直魯聯軍當兵。在連年軍閥混戰中,他不斷升遷,1927年在直軍當上上尉副官。

  他個子不高,但是力氣很大,性情粗野,在軍隊中學了一些武藝,後來與人交手就很少有對手,尤其是他身輕如燕,善于爬高越溝。

  1927年部隊被打散後,他就去北京閒住。他拜了一個名叫李玉山的慣盜為師,學會了很多盜竊術和銷贓的方法。還有一個說法,他是拜了著名的飛賊燕子李三為師,苦練輕功和盜竊術。

  當時有兩個關于他的傳說。一天,有個老拳師在天橋賣藝糊口。段雲鵬閒來無事,手裏端個酒杯進場子,騰空而起,踩著圍觀人的肩膀、頭頂,圍著場子竄了一圈,落地後杯子裏的酒一滴未灑。老拳師見此慚愧而去,而段雲鵬卻頗為得意。另一個傳說是講他在一家飯店吃了兩斤牛肉一斤酒,吃完不給錢就要走。老板拽住他。段雲鵬說我沒有三斤重,怎麼會吃你兩斤肉?老板立即拿來大秤,一稱,果然只有兩斤四兩重。老板立即傻眼了。

  當然這只是傳說,不過從另一個側面也能看出這是個以技壓人,性格狂妄而又狡猾的心術不正的習武之人。

  從1927年開始,京城就多了個在夜裏竄來竄去的飛賊,這個段雲鵬無所不偷,不管是軍閥吳佩孚的高墻府邸,戒備森嚴的日本憲兵隊,還是各種闊豪富商的住宅,從裘皮大衣,到各種珠寶首飾。

  1932年,平津著名的飛賊燕子李三在北京天橋被槍斃。這件事對段雲鵬震動很大,他唯恐自己步了李三的後塵,就決定洗手不幹了。

  1933年春,段雲鵬通過在軍隊的老關係,在四十七路義勇軍第六大隊當上了一名少校中隊長。後來在河北喜峰口對日軍作戰中被打散,他們的隊伍潰退到三河縣境內,被宋哲元的部隊收編。由于宋哲元只要兵不要官,當官的均被遣散。段雲鵬只好再回北平,又操起了他的竊賊勾當。

就在這個時期,段雲鵬開始廣交京津兩地的三教九流,慣匪流氓,奠定了他日後加入軍統,在北京發展特務組織,大搞破壞的人脈基礎。

  段雲鵬作案後也屢次被抓。軍統特務頭子谷正文對他產生了極大的興趣。谷正文本名郭同震,時任軍統華北工作區北平特種工作組組長。此人後來是繼戴笠、毛人鳳之後的又一大軍統特務頭子,一生殺害過超過200名共產黨員。谷正文後來在回憶錄中說起段雲鵬:“……聽他描述行竊過程的妙處,我心中不禁竊喜遇到了一個出色的小偷,案子告一段落後,我便將段雲鵬放了,從此之後,段雲鵬曾多次為我盜取共產黨地下工作嫌疑分子的資料。”

  飛賊段雲鵬,就這樣開始了他的軍統特務生涯,時任軍統局北平站第四組中尉通訊員。

  1946年,蔣介石為了爭取時間部署全面內戰,表面上接受了中國共產黨關于停止內戰的要求,于1月10日和中國共產黨簽訂了停戰協定,並組成了有美國代表參加的三人小組和“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以監督停戰協定的執行。參加軍調部的中國共產黨首席代表是葉劍英,蔣介石則派軍統局副局長鄭介民為國民黨的首席代表。

  蔣介石命令鄭介民嚴密監視各地“三人小組”中的中共代表。北平的軍統特務不僅對進出“軍調部”的中共代表團人員進行監視、跟蹤,還組成了一個特別行動小組,伺機暗殺葉劍英和滕代遠。

  這個特別行動小組的組長就是段雲鵬。對于暗殺葉劍英的計劃,段雲鵬誇下海口:這根本不是什麼問題,我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入屋內,用槍、炸彈、縱火……辦法有的是。不過,目前的資料裏只記錄他有一次夜探葉劍英住宅,就沒再去第二次。很簡單,他雖然會上房翻墻,但中共代表團的警衛恪盡職守,非常嚴密。他甚至連正房都沒能靠近,在偏房上一直趴到淩晨,最後只能悻悻地溜回去。

幾天後,他又奉命伺機對中共代表滕代遠進行暗殺行動。滕代遠當時的住宅位于西城區,那裏曲巷幽深,地形復雜。滕宅的後鄰是國民黨憲兵十九團的一個隊和空軍第六大隊。

  段雲鵬既不能驚動這些駐軍,又不能被共產黨抓住。連續幾天把周圍的環境詳細摸清之後,在一個沒有月亮的深夜,段雲鵬動手了。

  段雲鵬獨自一人,施展躥房越脊功夫,在滕宅正院天棚上悄悄隱藏下來,觀察院內各處。只見正房北屋住著滕代遠夫婦,南屋辦公桌上有人睡覺。南跨院的人正圍著一鍋湯面在吃夜宵。由于整個院內燈火通明,他在天棚上觀察了近三個小時,始終不敢下到院裏。直到淩晨三四點鐘天將亮時,他由滕宅向東撤回,正準備從一條小胡同下來時,下邊突然一聲斷喝:“誰?幹什麼的?”段雲鵬嚇得扭頭就跑,隨即“啪”的一聲槍響,子彈呼嘯著從他頭頂掠過。他迅速跳到一條南北胡同裏,才得以脫身。

  1946年6月底,國共和談徹底破裂。中共駐北平軍調部人員全部撤離返回延安。撤離前,留下了一個五人組成的情報小組,開展對國民黨的軍事情報工作,並配備了兩部電臺直接和延安總部聯係。當時這個情報小組因提供的情報準確、及時、機密性高而經常受到中央表揚。

  1947年7、8月間,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司令孫連仲為了保存自己的實力,想找共產黨的地下關係和解放軍聯係,將此事委托給閒居北平的國民黨進步將領鹿鐘麟。鹿鐘麟找到與中共地下黨關係密切的余心清商議此事,余心清未經請示便一口答應下來。

  余心清直接找到我黨地下工作者——潛伏在孫連仲部隊中任交際處處長的陳融生。陳融生通過報務員向延安發出電報。周恩來對這起暴露地下組織和電臺的嚴重泄密行為非常生氣,下令陳融生立即撤退,並嚴令北平地下電臺作出檢查。

  當時國民黨保密局每天有十余部吉普車帶著偵測電臺晝夜巡邏。正是因為這次事件,使得國民黨北平警備司令部電檢科很快發現了地下電臺,並且測出地下電臺就在順天府夾道方圓六百米至一千米之間,但一時無法確定電臺的具體位置。

  這一范圍少說也有數百戶人家,如果挨家挨戶搜查,一定會驚動電臺,于是谷正文想到了飛賊段雲鵬的本領。谷正文給段雲鵬布置了任務:每日清晨五點登上可疑地區內的制高點,仔細觀察,凡是六點鐘準時開燈的住戶,便前往窺探屋內的活動情形。

  就這樣,每天淩晨,段雲鵬就悄悄躥上房,誰家一亮燈,他就用倒挂金鉤的辦法在窗外窺視。這一帶有收音機的人家很多,房上的天線林立。段雲鵬發現,順天府東街24號院的天線與眾不同,別家的天線都是豎著木棍或竹竿,唯獨這家天線桿又粗又高,由東南到西北豎著兩根桿子,距離很寬。淩晨五點,段雲鵬發現院子東屋的電燈突然亮了。一個男子洗漱完畢後,從桌下拿出一個箱子打開,取出耳機戴上。

  第二天清晨,段雲鵬領著谷正文等19名特務,前往這家院子,逮捕了我地下情報人員。中國共產黨北平地下電臺在飛賊段雲鵬的幫助下,遭到了徹底破壞。隨後,國民黨軍警憲特在北平全市進行大搜捕,致使十多名地下黨員被捕。接著,西安、天津、上海等各地地下電臺相繼被破壞,各處被捕地下黨員達數百人之多。

1946年12月24日晚上,北平發生了美軍強姦女大學生事件,北京、天津、上海乃至全國各地爆發了共有50萬學生相繼參加的抗議活動,15個民主團體強烈要求立即驅逐美軍出境。時任國民黨北平市長的何思源對學生們的愛國行動抱以極大的同情。與此同時,大批因東北戰事而逃到北平的學生饑寒交迫,舉行了“反饑餓、反內戰”遊行。何思源給學生增加食糧,並讓學生在醫院免費看病。何思源甚至親自帶領學生代表闖進北平警備司令部,要求釋放示威中被抓捕的學生。這些舉動惹怒了蔣介石,蔣介石通過廣播撤了何思源的北平市長職務。

  何思源被撤職後,看到國民黨日薄西山,蔣家王朝即將覆滅,他開始積極為北平的和平解放而奔走。1948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包圍北平之後,何思源力勸傅作義響應中國共產黨的停止內戰,和平統一的主張,早日與人民解放軍接頭談判。1949年1月17日,傅作義召集華北七省市參議會,討論北平問題。參議會上何思源等11人被推舉為和平代表,定于1月18日出城和解放軍接洽。

  蔣介石得知消息後,惱羞成怒,當即命令保密局局長毛人鳳盡快暗殺何思源。

  保密局北平站的谷正文接到命令,把暗殺何思源的任務交給段雲鵬。段雲鵬毫不推辭,當即擬定了暗殺方案:全體特務化裝成散兵遊勇,夜間段雲鵬翻墻入院,打開何家的後門放特務們進去。先捆綁門房女傭等人,然後段雲鵬帶人將何思源一家人捆綁起來,就說由此路過,向何市長借錢。將金銀財寶弄到手後就開槍將何思源打死。谷正文等人聽到槍聲就撤退到後院和段雲鵬會合,由後門一同撤走。谷正文對這個計劃很讚賞,他給特務們打氣說:完成任務後由空軍派專機接全組人員和家屬到南京。

  深夜,段雲鵬按計劃翻墻趴在何思源住宅的屋頂,特務們身穿沒有番號的棉軍裝在胡同口等候。午夜時分,段雲鵬正要縱身跳入院中,突然有輛小轎車停在何家門口,從車上下來一個人進了何思源的屋裏。來人是中共地下黨派來的,傳達地下黨的囑咐:讓何思源提高警惕,明早就要出城,要嚴防今夜出事。

  段雲鵬不知虛實,他怕時間長了事情有變,就悄悄離開何宅,迅速返回軍統北平站。剛一進門,就見北平警備司令部技術總隊的人和谷正文正在一起裝配地雷定時裝置。

事情確實有了變化。谷正文在段雲鵬走後,思前想後,覺得不妥,此次行動一旦暴露,傅作義扣留北平站的人的話,就會破壞他們的南逃計劃。

  隨後,段雲鵬帶著地雷返回何思源的住宅屋頂。淩晨二時許,何思源送走客人後,全家人為北平即將和平解放激動不已,他們懷著喜悅的心情進入夢境。淩晨4點50分,何思源家的住宅屋頂發出了幾聲巨響,何思源的二女兒被當場炸死,其余五人全部受傷。何思源被瓦木輕微砸傷。

  由于爆炸事件,出城日期推遲了一天。19日清晨,懷著喪女之痛的何思源在中共地下黨員的保護下和其他代表出西直門,毅然前往解放軍前線指揮部洽談北平的和平解放事宜。

  何思源住宅被炸之後,保密局的特務們乘坐專機逃離北平。谷正文則通過華北剿總一處買了飛機票,帶著家眷轉道青島逃往上海。段雲鵬卻成了喪家之犬,無人理睬。幸虧他的未婚女婿在國民黨空軍第四大隊,段雲鵬頂替女婿父親之名,攜妻女乘飛機逃往上海。1949年5月,段雲鵬隨保密局從上海乘船撤逃臺灣。

  潛入大陸終遭覆滅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

  就在全國人民沉浸在當家做主的喜悅時刻,軍統飛賊段雲鵬已經從臺灣悄悄地潛入了天津,奉毛人鳳之命準備在十月一日開國大典的時刻進行破壞,並且伺機對毛主席、朱德、周恩來、劉少奇等一大批領導同志進行暗殺活動。

  新中國的開國大典如期順利舉行。段雲鵬在天津一直沒有找到機會,甚至連武器都沒弄到。10月底,他取道廣州、香港,返回臺灣。

  1950年上半年,段雲鵬再次潛入大陸。當他到達香港時,聽說了北京輔華合記礦藥廠的爆炸事件,就迅速給毛人鳳寫了報告邀功,隨後就潛入大陸。

  1950年10中旬,段雲鵬到達天津後設法與北京的特務接上了頭,搞到了劉少奇與周恩來的辦公地點的位置。11月下旬,段雲鵬回到臺灣,受到蔣介石的召見,並被提升為上校組長,負責京津一帶的行動情報工作。

段雲鵬的再次露頭,公安部對此非常重視,要求北京市公安局搜集線索,一旦出現,立即抓捕。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馮基平迅速部署,從段雲鵬歷史上有關係的曾有過罪惡的人入手,會同天津市公安局,逐步挖出了段雲鵬在京津兩地發展的十幾名特務。

  1951年,段雲鵬第三次潛回大陸。這次他在北京建立了一個所謂北平行動組,並指揮特務們在京郊通縣自制了炸彈,預謀在1951年的五一勞動節暗殺國家領導人。

  但在1951年4月30日,這個組織被京津兩地公安局一網打盡,宣告破產。而此時,狡猾的段雲鵬已經返回了香港駐地。

  從1950年開始至1953年上半年,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了歷時兩年多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潛伏的國民黨特務幾乎被徹底消滅。京津兩地的公安局不但控制了段雲鵬的主要聯係人,還逮捕了他聯係發展的60多個特務。

  時任公安部部長的羅瑞卿看到有關段雲鵬的材料時,指示北京市、天津市公安局:此人對首都和中央領導人的安全威脅極大,要想盡一切辦法抓住他。

  1954年6月底,我公安機關得知段雲鵬準備在兩個月內由香港偷渡入境潛回京津。7月2日,在公安部的統一指揮下,京津兩市公安局組織了專案組,由廣州市公安局協同配合,在深圳、廣州嚴密部署。只等著他自投羅網。

  1954年9月14日上午9時,覺得鎮反風頭已過的段雲鵬化名張仁,拿著港澳通行證,以港商洽商投資的名義,進入廣州,當天即被我公安人員逮捕歸案。

  段雲鵬被成功抓捕後,廣州空軍派專機將其押到天津,于9月24日押解進京,關押在北京公安局草嵐子看守所。

  軍統飛賊段雲鵬的案子涉及京、津、滬、穗、魯等五省市,同案犯多達100余人。破獲了段雲鵬的四個潛伏組、四個聯絡點,共捕獲148名案犯,其骨幹分子全部落網。

  段雲鵬被逮捕後,公安部門利用段雲鵬與毛人鳳進行周旋,讓他們拱手送來了不少先進的特工器材和大量的經費。由于段雲鵬認罪態度較好,遵照毛主席的“可殺可不殺的就不要殺”的指示,一直關在獄中。1967年10月11日,時年65歲的段雲鵬被處決,結束了他軍統特務的一生。


  整理:莫羅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