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匈奴源起論

 作者：忠義

俄國學者復原游牧戰士像

匈奴是夏人之後

周王朝建立時，是以血緣的親疏來劃分誰是戎、狄、夷、蠻的。戎與周人同祖，都來自有窮氏或有熊氏，周人姓姬，其餘同祖的「有窮氏、有熊氏」就被以音取字稱為戎，例如周人與商人同祖，商人來源地河北的有窮國，也是被稱為戎，即後來的山戎，也稱為北戎。而在中原，仍有很多小諸侯，是有窮氏後裔，因此也稱為戎，周國西、北方向，也有戎族，稱西戎。

周人與商人同祖外的北方各族，雖與周人同源於黃帝，但血緣較疏，其血緣主要來自兩大脈，來自夏朝大禹的，稱為白狄，即獫允，來自黃帝另一子的，就稱為赤狄，白狄與赤狄雖然都是狄，但是其間共同血緣是黃帝，血緣關係較遠。北戎發展成現在的蒙古人，獫允的白狄發展成匈奴，赤狄發展成後來的突厥人。周王朝建立時，中原仍有有窮氏外的其他狄族小諸侯，因此我們在讀史時，常看到中原也有戎狄小諸侯，即是這個緣故。不要誤會周人把西方的稱戎，北方的稱狄、東方的稱夷、南方的稱蠻。戎、狄、夷、蠻，都是以周朝血緣的親疏來分的，不是以東西南北的方向來分。

匈奴是夏人之後，有很多證據支持的。

一、名稱：匈是「hun」(現普通話的唸法是鮮卑音，才有shi的音)，奴是古音「no」，是「之」的意思，匈奴的意思翻成漢語即是「夏之國」，在周朝時，中原國家取「夏之」(hun no)的音翻成漢字寫成匈奴，誤以為「夏之」是國名，因此省略了「國」，周以後的漢語沒有在國之前加no或之的習慣。

二、文法、語言：商以前，都是習慣在國名之前加no的，這是古夏語的文法，類似今日的「日語、韓語」的文法，論語的書寫方式(偏東夷地區)就偏這種文法，日語現在還是習慣在名詞與名詞之間加no(之)，是主詞、賓詞、謂詞的順序，動詞在後面，周自羌移入周原，後再入侵中原，其文法是主、謂、賓，動詞在中間，與前開有著非常大的差異。

周朝建都洛陽500餘年，立國800餘年，分封諸侯，把原來的中原人向東、向東北擠或迫使他們向東、東北逃亡(古代氏族戰爭常是屠殺性的，不逃就等著有被殺光可能，不然那來土地分封姬姓子孫及功臣？這也造成東北古代民族、韓民族是商系民族的原因，東夷則認為自己承繼夏的正統，現代東亞人的臉型偏瘦偏長，與古亞洲人偏扁偏圓不同，東北民族臉型多瘦長，與漢人同，商朝人逃亡東北可能有較多屠殺古亞洲人的行為，較少混入圓扁型的古亞洲人，這與他們以活人為祭、戰爭中多屠殺的作風相同，蒙古、韓有更多的圓扁臉，混了較多古亞洲人。

俄羅斯哈卡斯共和國發掘的凍土層下古代匈奴墓中凍屍取下的面模，真實的展示了匈奴真容，還有面部刺青。

匈奴人，據西方人的記載，可知混入很多的古亞洲人基因，可能因此也帶了比較多的古亞洲人習俗，夾頭變成長型頭，可能就是出於這種比較產生的，認為像現代東亞人的瘦長頭較美，圓扁臉為醜，所以有些匈奴人把圓扁頭夾成長型。不是所有的匈奴人都夾頭，夾頭習俗應該是匈奴在擴張過程中，併吞北方的外蒙古地方有較多古亞洲人特徵的部落時，這些臉較扁圓的古亞洲人，為了模仿、效法臉偏瘦長的匈奴領導人時產生的，古代被征服部落或部屬常有剪成統治部落或領導人髮型的習俗，再如漢人的纏足也是這樣向上層統治者模仿來的。

基因會隨著時間慢慢累積差異性，無礙於同源的論證，人類也是同源於非洲，這些分封諸侯的語言、文法是主、謂、賓，從此改變了漢語的文法，現在漢語的主、謂、賓順序，就是周朝時奠立的，但東方的東夷、北方、江南等，還是偏古夏語的文法。

古夏語稱國家是「古」或「昆」或日語的「苦匿」，周朝就唸「國」（閩南語音，「古」與」國」閩南語音差異小），日語唸成「go ku」（因此日語的國有go ku及ku ni兩種唸法）。

匈奴語據現今僅存留下的文法、語言習慣，是偏古夏語的，習慣在名詞與名詞之間加「no」，例如匈奴稱「契no」，再由鮮卑人帶入t音說成契丹（類似閩南語「震旦」的音)，赤狄的翟，加了no，轉音成鐵勒、欶勒（閩南語唸法），無終氏的柔然（然也是no的轉音）。

依照這個語言習慣，匈奴王室由晉國北方遊放部落樓煩部形成時，剛好是晉國稱霸中原之時，兩者常有婚姻關係（如晉惠公之母即是來自樓煩部，安置部分樓煩部人到中原，由音寫成漢字，樓煩的音再寫成漢字的陸渾），他們稱晉國。

依這個習慣，就會講成晉之國「chin-no」國，匈奴人以此稱呼晉國統治或主宰的中原，再藉著匈奴的廣大的遊牧地域傳到西方去，這應該是英文中國china或其他語言中國稱「sino」名稱的來源，na就是「no」（之）的轉音，並非是一般人理解的中國名稱來自「秦」，所以現在中國的名稱，其原意應該就是「晉之」國的意思。

匈奴國出現時，距離秦統一六國還好幾百年，不可能以秦國作為中原或中國的名稱。由於這些類似性，部分日本學者因此誤認為他們是匈奴等騎馬民族的後代，實則日本人來自周人、山東宿國人、安徽揚越、江蘇江南越人，成為彌生人（即吳國人）。

再如匈奴的「子」稱「孤屠」（閩南語音），與日語的kodo相同，天稱「撐」(teang，撐閩南語音帶t開頭)，與閩南語唸「天」幾乎同音，史記記載他們的統治者自稱「撐犁孤屠」，這「犁」(要用閩南語音唸lae二揚聲，就是現今閩南語「的」的意思，唸「A」的音)就是「no」、「之」的轉音，撐犁孤屠全意，漢語就是「天之子」的意思，其語言習慣完全是古夏語式的。祈連山的祈連應該是日語裏「美麗」的意思。

三、首都：古代氏族諸侯常常以族名為首都命名，夏人自稱「wu-ha-si」，匈奴人也是自稱「wu-ha-si」，首都叫「wu-ha」轉音成為現在的呼和浩特，與吳國是有后式（wu-o-si后稷），以族名wu-o-si命名首都，成為無錫，越國是wu-ha-si（有夏氏）在江南帶g音，gwu-ha-si轉成漢字的會稽，都相同，而且立籠城（即龍城）來祭天、祭大禹。

四、首領名稱是「單于」（漢朝的唸法與閩南語唸法約相同，即「大」da的音加匈奴帶n的音，唸「纏」于的音，是鮮卑唸法），是大禹的轉音，商朝自稱「大邑商」，這「大邑」也是大禹的轉稱，大家都在搶正統，自認是大禹權力的承繼者。大邑用周朝語（偏閩南語音）才連音唸成「daiye」（「大」的閩南語音，與現代普通語的「代」同音，是大邑二音合成）。

這也造成中原王朝此後都自稱大秦、大漢，不再用「有x」的方式來稱呼自己的國家，但中原王朝外的東北、遊牧部落，仍繼續使用這種方式自稱一直到黨項（即「有夏」匈奴帶t音的音，用閩南語唸即知關連）、清朝的「滿洲」即鮮卑音帶m的音唸「有契」的轉音。現在苗人的苗姓，還是保留著「有x」氏的方式，可知他們才是原來的百越人之一，百越泛指上百個以上的越系氏族諸侯，移入三苗地區，才被稱為苗族。

匈奴和斯基泰一樣喜愛用銅鑄造各種隨身佩戴的小飾物，這是匈奴人物衣帶銅飾，刻畫了匈奴人的生活畫面

五、史記及一般史籍的記載等等。

六、「胡」字的來源，是古代氏族的自稱「有x氏」的「有」（中原標準音唸wu）來的，原來的匈奴是活動在晉國北方呼和浩特一代的樓煩部（即有欒氏），這一帶的人唸「有夏氏」的wu，會帶入h音，才唸成「hwu」胡的（即hwu-hun-ti或hwu-hun-si），如當時的東胡國是無終氏（即有窮氏、有商氏、扶桑氏、有熊氏不同時代的漢字寫法，都是同一族人，以閩南語音唸會很接近），再往北走，wu就會帶入t音，唸成拓、吐、突、圖，鮮卑人唸wu帶入m音，唸成莫、蒙、滿、靺，東北南部唸成「扶」，華北東邊唸成孤、勾、高，江南唸成攻、勾、工、其來源都是「巫」的原始信仰。

七、生活方式，夏人來自西羌，史載禹出西羌，是遊牧生活，當時的中原，農、牧並存，地域交錯，夏人入據中原，分封子孫、功臣，後來隨著農業的漸漸發展，放牧的生活方式才漸漸北移，匈人與夏人的生活方式並無不同。

漢代畫像石有許多刻畫漢匈戰爭的內容

八、考古、根據考古資料顯示，現代東亞人形成於7、8000年前的甚至萬年的「有后氏」地區（即陝西西部、甘肅東部地區，伏羲氏及其母華胥氏，都是wu-o-si的轉音），然後向東擴張，混血、取代了原來的古亞洲人（臉偏圓偏扁的人種），即偏北方的矮棕人、偏南方的矮黑人，這種擴張與中國古代神話傳說及信史記載等均相同。即現代東亞人包括古代以「有x氏」為名稱的氏族，都是同源，只是因為地域、生活方式、武力，漸漸形成了有差異性的國家或文化或地區。

中國古代民族名稱的來源，全都是「有x氏」，其來源是「巫」的原始信仰（薩滿），都是同源於7、8000年前甚至萬年的陝西西部、甘肅東部的「有后氏」地區，突厥在唐朝時，也是原始信仰者，不是回教，只要是原始信仰者，一定會在族名前加「敬語wu」，如同現代的大明、大韓、大清的「大」一般。其名稱的「突」是敬語，即「有x氏」的「wu」轉音來的（「有」中原標準音唸wu）。

「有」（wu）在呼倫貝爾、呼和浩特一帶會帶入h音，唸成「胡」這是胡人稱呼的由來，再往北進入蒙古地區會帶入t音唸成突、圖、吐、拓，鮮卑人會帶入m音唸成「莫、滿、蒙、靺」，東北南部唸「扶」，靠近韓國唸「bwu」，中國華北、東方會唸成「孤、勾、高」（均閩南語音）、江南會唸成「攻、工、勾」。

所以突厥的名稱顯然是來自於後期位在蒙古高原的匈奴人的唸法，突是敬語，厥才是族名，細追其來源，應該就是黠戛斯、鐵勒、敕勒、丁零（都是同一人種、同一國在不同時代的漢字寫法），戛斯是「國」的匈奴語，勒、零是匈奴語中「之」的意思，其原音是「no」，其來源是中國古代北方的赤狄即翟國，翟國的「翟」轉音成黠、鐵、敕、丁、羯、厥（皆閩南語音）。

五胡中的羯就是來自此族，根據史書的記載，冉閔時，因羯人屠殺漢人，把漢女當「兩腳羊」，夜姦淫，日殺食，因此展開屠殺羯人的報復行動，據史書記載，多有髮黃、深目、高鼻、膚白者遭誤殺，可知羯族人之長相，而赤狄之所以稱為「赤狄」，應該是混了一些塞種人，當時塞種是遊牧生活，可能因為冰川消退，透過河西走廊過來與東方人混血，現代東亞人極可能是這樣混血出來的，但赤狄可能混更多塞種人，因此才有「赤」之名，可知其特徵與羯族人吻合。

匈奴神像，頭部似乎佩戴的三叉戟式樣的頭飾，這種對三叉戟的崇拜是中亞古老的雅利安人種的崇拜習俗，自上古就在印度、中亞、東南亞等地崇拜，此圖也證實歐亞草原同樣受到影響，而圖中右側神像為漢畫像石人物，也間接受此影響

赤狄後來因匈奴及其他民族的擴張，退出蒙古高原，來到葉尼塞河一帶生活，再南遷新彊天山依附烏孫，因此被烏孫賜姓「阿史那」（阿史那即匈奴語「烏孫no」國，「烏孫no」的轉音，烏孫也是有x氏的國家，是黃種人），匈奴西遷給了柔然（即無終氏、有窮式，來自古代山戎）發展機會，柔然敗於北魏（即可能成為回紇民族的由來），又給了「鐵、敕、黠、羯」（以閩南語音唸）的人種崛起的機會，依習慣在族名前加敬語「wu」帶t音，又不再在葉尼塞河一帶，才又被史書記載成「突厥」。

這個突厥人種的祖先，從中國史書有記錄的赤狄開始，就好像偏黃白混血的長相，當遷到西方後，混入更多白人基因，成為「土耳其」。「其」才是其原始族名「狄」、「翟」、「黠」、「鐵」、「敕」、「厥」、「羯」的轉音，「土耳」是tur，是敬語「wu」匈奴帶t音才成為tur的。

匈奴人的姓

匈奴人的姓是「有欒氏」（史記依匈奴進入蒙古後帶t的音，記載成「欒鞮」或「虛欒鞮」，鞮是「氏」的匈奴音，虛是「有x氏」的「有」wu帶h音而來），是晉國北方「樓煩部」發展出來的，樓煩即是「欒」的轉音，有欒氏」匈奴帶t音，就會唸成「圖蘭鞮」，進入中亞後，一樣被波斯人取第一音「圖」記為「tur」，其原音還是「有x氏」的有（wu），匈奴人被波斯人記為「tur」，與土耳其人被稱為「turk」，都是因為「有x氏」的「有」（wu）帶t音成為twu，再以第一音來簡稱來的。從這個根源很清楚可以看出兩者的來源不同。

而回紇的來源應該是無終氏（即有窮氏」的山戎國），回紇可以與唐朝配合打敗突厥，也可以說明他們與突厥的先世是不同的，而且有著滅國或佔據生活草場的世仇，有著不同的來源。

中原騎兵與草原騎兵的對決

漢朝時，因為「有x氏」的有（wu）帶入h音，而被稱為「胡」的國家，有無終氏的東胡國(即有窮氏、古代山戎國)及匈奴的西胡國，匈奴已經西遷或溶入他族，無終氏後建立「柔然」國，被滅後，族人因漢字記載的關係自稱「胡國」（即東胡）人，再依國名或族名前加敬語「wu」的習慣，隋唐時自稱「有胡」（wu-hwu），胡本身原來是敬語，「終」或「窮」、「柔」的音才是族名，因為文字記載的缺乏，及漢語不知這原因，而以第一音來簡稱他們，他們也接受，並再依習慣加敬語wu，所以稱「有胡」，這與勾麗，勾是敬語，麗是古國「萊」，久了，以為勾麗是族名，因此再依習慣加敬語「高」，即孤、勾（閩南語的音，即wu在東方帶g音的唸法，記載成「高勾麗」的意思是相同的，有著雙層、兩個字的敬語），才被帶鮮卑音寫成回紇（維吾爾，自己的本族音就是接近wu-hwu即「有胡」的音），原來是純黃種人，後到南彊，才又混了一些當地的白、黃血統。從此可以清楚知道匈奴、突厥、維吾爾人的根源及其差異。

匈奴人是有夏氏後裔。稱呼「統萬」城，是依匈奴人習慣以族名、氏名命名首都來的，由音找漢字，找個吉祥宏偉的漢字，才稱「統萬」，意為統一萬邦。匈奴人原來是呼和皓特一帶的「樓煩部」，匈奴人自稱「有夏氏」（wu-ha-si），原來的首都呼和皓特即是「wu-ha」的轉音。

史記記載匈奴王室姓「孿鞮」、「虛孿鞮」，鞮是「氏」的匈奴音，樓煩即是「孿」的轉音，依當時的習慣，叫作「有孿氏」，「有」（中原標準音唸wu），在呼和皓特一帶會帶入h音，唸為胡、虛、須（虛、須唸hwu）等的音，虛孿鞮」就是「有孿氏」。虛孿後來就轉音成赫連勃勃的姓「赫連」。赫連勃勃原來是漢朝賜姓的「劉」，因這緣故，回復本姓，由音找漢字寫為「赫連」。匈奴人在漢朝的打擊下，重心進入蒙古，「有孿氏」帶入t音，成為「圖孿鞮」，「統萬」就是「圖孿」的轉音，這是匈奴人以族名、氏名命名首都的習慣。

匈奴人自稱族名「有夏氏」wu-ha帶入t、n的音，成為twu-hun，漢字寫為「黨項」，赫連、吐萬、圖孿都是氏名的漢字不同寫法。再如開漳聖王陳元光之母的姓氏，唐朝記為「吐萬氏」，也同樣是「圖孿鞮」轉音來的，陳元光家族是匈、戎混血。以族名、氏名為首都名，這是古夏人的習慣。如越國自稱「有夏氏」，「有」（wu），在江南帶入g音，成為「gwu-ha-si」或（gwu-ha-gi），其首都會稽，就是gwu-ha-gi的合音。再如吳國，其族名是wu-o-si漢字即「有后氏或后稷」，同樣命名其首都為「wu-o-si」，因音找漢字寫為「無錫」。其典故如此。西北的「團城」之稱，團明顯是「統萬」的合音。

國家和人種是可以分離的。應該說如果「中國」只是一個地理名詞，所有在中國發展出來的民族，都是中國人，那廣義來說，現代東亞人幾乎都是中國人了。如果中國指的是一個國家，就不能說現代東亞人都是「中國人」了。而現代東亞人，都是同源的。都是來自陝西西部、甘肅東部、寧夏南部這一塊叫做「有后氏」的地方。如同白人追溯來源到最後，不管是斯拉夫、凱特人、北歐人、南歐人等，最後追溯都到中亞地區，即約在南俄草原至鹼海一帶一樣。

藝術家繪製的斯基泰人騎馬圖

匈奴人的文化圖騰

匈奴人是「龍」圖騰，自認為「華夏族」，龍就是大禹的象徵、圖騰，首都名為「龍城」。西侵歐洲，所打的「龍」圖騰軍旗，形成了歐洲的「惡龍傳說」。至今匈牙利的你、我、他（伊），仍然說著商朝的「予wen、汝ti、伊（音「迂」），他們、我們、你們，仍然同古夏語的習慣，在予、汝、伊後面加「en」成為你們、我們、他們，與閩南語在予、汝、伊後面加n成為我們、你們、他們的規則是完全相同的。閩南語是匈奴、西戎混血的陳元光帶來的，其與匈奴、匈牙利間的語言規律相符，也可以證明，匈奴人除了西遷，絕大多數是溶入漢族的。

安息帝國阿薩息斯王朝的騎兵，手舉龍旗。

西遷的匈奴人進入中亞，統治、同化、混血了中亞白人，400年後再西侵歐洲、後來的馬札爾、阿瓦爾人，都是被匈奴同化、混血後的中亞人，還是自稱「匈」講的言語偏匈奴語。就如同突厥人本來是黃種人，進入中亞，統治、同化、混血了中亞人，這種白人長相較多的突厥人，也是自認為是「突厥」人，講突厥語一樣。也像蒙古入統治中亞，混血、同化中亞的人種，這些人種也是自稱為蒙古人一樣，如父系是中亞人的跛者帖木耳，也是自認為蒙古人一樣，他的後代進入印度，也是把國名取為「蒙古」（即蒙兀爾）一樣。匈牙利語言，帶著古夏語、匈奴語的特徵，混有匈奴人血統是肯定的，只是比例上可能不高，才會顯出白人長相。

【譯文】民俗學中的狂戰士

原文出處：http://www.vikinganswerlady.com/berserke.shtml

令人敬愛的維京女士解惑者：

我一直都聽說維京人不過是一群野蠻人，他們口泛白沫，啃咬著他們的盾牌（我敢說，他們牙齒下的功夫一定很硬！）然後妳告訴我們，他們曾有過文化和文明……？這是怎麼說？

紳士又溫柔的讀者：

維京人被比擬為如猛獸一樣狂惡的戰士其實是一種對他們名譽的誤解。 這種形像比較適合用來描述一種極為特殊的維京戰士階級之稱，即berserkr。 關於這些精英戰士的更多來歷，請繼續往下閱讀...

第一段：狂戰士的描述

現代人對於維京戰士的一般概念是穿著獸皮，嚎叫著衝鋒上陣的一種兇猛蠻人族群。這個概念可能更多地要起源於文學傳統而非歷史事實：它反映的不是普通的斯堪的納維亞（Scandinavian）戰士，而是一群被稱之為狂暴（berserks）或狂戰士（berserkers）的特種戰士。

狂暴（berserk）一詞的詞源是有爭議的。它可能意指“披覆著衣衫”（bare-sark），就像狂暴者不穿盔甲參加戰鬥的特性一樣。Ynglinga Saga紀載了這一個傳統，提及古奧丁神（Óðinn）的戰士：他們沒有穿上衣，行動就像隻瘋狗和野狼一樣”。

（Snorri Sturluson。 Heimskringla：挪威國王的歷史。反式Lee M. Hollander。奧斯汀：德克薩斯大學出版社。 1964年。第10頁）

其他人則爭辯說，該詞應讀作“熊套”，並描述了狂戰士身上穿著獸皮般的服裝。Grettirs Saga將Harald國王身邊的狂戰士們稱之為“狼皮”，在Harald國王的Saga中將其稱為ulfhedinn或“狼外套”，該術語出現在Vatnsdæla Saga和Hrafnsmál。（希爾達·R·埃利斯·戴維森（Hilda R. Ellis-Davidson），“改變北歐老符號的形態”，見《民俗動物》。 eds。 J.R. Porter和W.M.S.羅素新澤西州Totowa：Rowman和Littlefield。 （1978年，第132-133頁），以及格蕾蒂絲傳奇（Grettirs Saga）（登頓·福克斯（Denton Fox）和赫爾曼·帕爾森（Hermann Palsson），譯為格蕾蒂爾的傳奇（Gretetti's Saga）。《多倫多：多倫多出版社大學，1961年，第3頁）

（Hrafnsmál，烏鴉之歌。為九世紀的北歐古詩文，紀載一名女武神與烏鴉談論關於Harald Fairhair的戰績。）

（Vatnsdæla Saga推測為十三世紀中期所寫的家族記事手稿。主角Ingemund是一名為國王而戰的人。）

十七世紀冰島手稿中所描繪，Grettir的備戰姿態

狂戰士在很多方面與北歐主神Óðinn有著密切的關係。不來梅的亞當（Adam of Bremen）在描述Allfather時說：“Wodan---id est furor”或“Wodan---意味著fury”。 Óðinn這個名字源於古挪威語odur或óðr。 這與德語的wut（憤怒，意指英文的rage與fury憤怒）並且與歌特人字義中的“著魔”（possessed）有關（喬治·杜梅茲（Georges Dumezil），《戰士的命運》，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69年，第36頁）。 

這無疑使人聯想到狂戰士其瘋狂行為的關連性，與其他身為狂戰士所擁有並展現出的Óðinnic

（奧丁的）特質。 Ynglinga Saga提到，Óðinn也擁有變形的能力，可化為鳥，魚或其他野生動物的形體（Snorri Sturluson，第10頁）。人們也經常說，狂戰士會變成野獸的型態，或至少要附帶狼或熊的兇猛特質。在Egils Saga的 Kveldulfr被稱作一位shapechanger（變形者）（Hermann Palsson和Paul Edwards，譯為Egil's Saga。NY：Penguin。1976年，第21頁），而Hrolf著寫的Saga則講述了英雄Bjarki在戰鬥中變成了熊的形狀（who takes on the shape of a bear in battle）。

人們看到一隻大熊在赫羅夫國王的士兵面前走過，一直靠近國王。他用前爪殺死的男人比前五個國王的首席戰士更多。刀刃和武器如風般掠過他，並且他擊倒了赫約瓦德國王部隊的眾人馬匹，在他前方的一切都被他的牙齒所碾碎至死，以至於恐慌和恐懼席捲了赫約瓦德國王的軍隊……”（格溫·瓊斯（Gwyn Jones），《紅色的艾里克（Eirik the Red）和其他冰島人的傳奇》（NY）：牛津大學出版社，1961年，第313頁）。

Dumezil將這種現象稱為狂戰士的hamingja（spirit或“soul）或fylgja（spirit form），它們可能以動物的形式出現於睡夢，眼界與現實中（Georges Dumezil。古代北方人之神，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142頁）。

狂戰士擁有的另一種“奧丁式”特質是對武器的神奇免疫力。在哈瓦瑪（Havamál）中，Óðinn提到了用來誘發這種免疫力的咒語：

 我知道的第三首歌，如果有需要的話

 留住我的敵人的咒語；

 當我唱起那首歌

 劍將變鈍，他們的武器或鐵棍也無法造成傷害

 ....

 我知道的第十一個，如果我率領

 我的老戰友們去打仗，

 我在盾牌下唱歌，它們猛烈地向前飛；

 安全進入戰場

 安全退出戰場，

 從鬥陣中安全返回。

（Lee M. Hollander，譯。詩意的埃達。奧斯丁。大學德克薩斯出版社。 1962。第44-45頁）

狂暴者有的或出於天生具備，或透過施以咒語來擁有這種不畏武器的免疫力，他甚至透過目光便能將武器鈍化。許多故事提到他們的狂戰士：“沒有武器可以啃他們”或“鐵不能咬他”。這種對武器的免疫力也可能與狂戰士所穿著的獸皮有關。正如我們在上面看到的，當他以動物的型態出現時，“刀片和武器掠過了”Bodvar Bjarki。

瓦茨達拉·傳奇（Vatnsdæla Saga）裡也有類似的說法：“那些被稱為ulfhednar的狂戰士們以狼衫作為鎖子甲穿著”（埃利斯·戴維森，“變形”，第133頁）。對武器免疫可能是狂戰士本身的狂怒狀態所逐漸轉換的概念，在狂怒期間狂戰士可能會受傷，但由於他正處於狂怒的狀態，直到這狀態從自己身上消失之前，他毫不在意。一個在遭受致命傷的同時仍繼續戰鬥的戰士，肯定會是一個恐怖的對手。

狂戰士有可能實際上是某種Óðinn信仰異端分支的一員。儘管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在其《禮儀》中提到自己的Varangian護衛隊成員曾表演的“哥特式舞蹈”（Gothic Dance），但他們參加該活動時仍戴上了獸皮膚和面具，這種相當異教的做法有可能本來是該組織同修的秘密：這應該與狂戰士儀式有關（希爾達·R·埃利斯-戴維森（Hilda R. Ellis-Davidson。Pagan Scandinavia。NY：Frederick A. Praeger。1967. p。100）。

Gutenstein出土的北歐飾物上的浮刻 

Torslunda出土的頭盔板

從瑞典出土的頭盔板，刀鞘裝飾和布萊克梯特硬幣（bracteates）中也可以看到帶有這種裝扮的舞蹈，這些被描繪的是人身熊頭或狼首，著獸皮，但有人的手和腳。 這些人物通常帶有長矛或劍，被描繪成奔跑或跳舞。來自瑞典Torslunda的一塊盤板顯示的可能就是這種帶著熊身正在跳舞的Óðinn身影。

其他與狂戰士相關的宗教習俗也可能意指對某個年輕戰士歸化（initiation）為狂戰士團的認可儀式。這類的戰隊曾在傳奇（Saga）中被提及，戰士通常為數有12名。這些戰隊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團長的名字，通常是“ Bjorn”或這個字的變異體，意思是“熊”。

認可入團的形式是與熊或其他可怕的對手進行真實或模擬的戰鬥。Grettirs Saga講述了這種情境，當時一名叫Bjorn的人將Grettir的披風扔進一隻熊的窩裡。Grettirs殺了這隻熊，取回了披風，並帶著熊爪做為紀念品返回，以此誇耀他的勝利（福克斯和帕森，第62-67頁）。 

Boðvarr Bjarki有一個徒生Hjalti，在Hrólf Saga記述中，他在"歸化"前經歷了一次類似的遭遇。 Boðvarr首先殺死了像龍一樣的野獸，然後將其摘下的皮框立起來。Hjalti 接著“攻擊”這隻野獸，象徵性地在目擊者面前將其殺死，從而贏得了他在勇士中的地位（瓊斯，第282-285頁）。

來自瑞典各地的青銅頭盔板和Sutton Hoo頭盔蓋上的設計似乎顯示了這些歸化接觸（initiatory encounters）的例子。在當中，人們看到一個人物正抓著一隻或經常兩隻熊狀動物（瑪格麗特·A·阿倫特（Margaret A. Arent）。英勇的模式：舊的德國頭盔，Beowulf和Grettis Saga。”，參見舊北歐文學和神話，Edgar C. Polome編輯，德克薩斯大學出版社，奧斯汀，1969年，第133-139頁）。

Sutton Hoo頭盔是於1939年從一個船葬遺跡裡發現的陪葬品。

現代學者認為，某些致使狂戰士狂暴的例子是由食用迷幻藥引起的，這些物質是由能引起幻覺的菇類Amanita muscaria（Howard D. Fabing，“論狂暴：神經化學問詢”，《科學月刊》，第83期，1956年11月）。（第232頁）或大量酒精（羅伯特·沃尼克（Robert Wernick。，維京人，亞歷山大·弗吉尼亞州：時代生活叢書，1979年，第285頁））。雖然這樣的做法符合儀式常態，但對於狂戰士的瘋狂，人們也提出了其他解釋，包括自我誘發的歇斯底里症，癲癇症，精神疾病或遺傳缺陷（Peter G. Foote和David M. Wilson。《維京成就》，倫敦）。：Sidgewick＆Jackson。1970. p。285）。

Amanita muscaria

狂戰士的實體外表是一種經過謀算後呈現出的駭人形象。Dumezil指出狂戰士傳說和一部名為Tacitus's Germania的著作中提到赫留利部落（tribe of Harii）有著共通點，後者不僅利用其“兇猛天性”，而且還使他們的身體染色，引起敵人的驚慌和畏怖，正如狂戰士將他可怕的傳說與動物皮衣結合在一起。來呈現出一種變身者的可怕外表（Dumezil，《戰士的命運》，第141頁）。確實，狂戰士與狼人被認為有許多共同點。在《 Egils sagaSkallagrímsonar》中提到了一位已退休的狂戰士Ulfr：

但是每天傍晚時分，他都會變得脾氣暴躁，沒人能和他說話，不久就上床睡覺了。有傳說他是一個會變身的人，人們稱他為Kveld-Ulfr（夜狼）（Palsson和Edwards，Egil的傳奇，第21頁）。

在伏爾加傳奇（Völsunga Saga），西格蒙德（Sigmundr）和他的兒子辛菲蒂（Sinfjolti）偷走了屬於兩個“受法術綁住的換皮者”的狼皮，變成了狼，因此他們可以在樹林裡變身為狂戰士（RG Finch，trans。倫敦，Volsungs：Thomas Nelson Ltd.，1965，第10-11頁。）

在Saga中，狂戰士常被描述為奇幻般地醜陋，經常被誤認為巨魔（troll），就像在Egils saga Skallagrímsonar中的Skallagrím和他的親戚一樣（Palsson和Edwards，Egil的傳奇，第66頁）。埃吉爾Egil本人被描述為“像他父親一樣黑髮且醜陋”（同上，第79頁），據說在英國國王Æþelstan王的盛宴上，埃吉爾做出了可怕的表情，以至於Æþelstan不得不給他一個金戒指，讓他停下來：

他的眼睛是黑色的，兩邊的眉毛都接在一起。即使有人在為他服務，他也拒絕喝酒，他什麼也不做，只是上下挑動他的眉毛，一下這一邊，一下另一邊。（同上，第128-129頁）。

在奧瓦爾·奧德傳奇（Örvar-Odd's Saga）中，狂戰士奧格蒙德·埃斯喬夫（the berserk Ogmundr Eythjof's-killer）的殺手被形容擁有一個恐怖的外表：

他有一頭黑髮，一簇濃密的髮絨垂在本應看到前額的臉上，除了牙齒和眼睛，他的臉什麼也看不見...。由尺寸和醜陋的程度來看，他們更像是怪物，而不是人類（Paul Edwards和Hermann Palsson，譯。《 Arrow-Odd：中世紀小說》，紐約：紐約大學出版社，1970年，第37頁）。

第二段：狂怒 --- 關於狂戰士進入狂暴狀態的描述

實際符合狂戰士描述並經歷過同樣狂暴狀態的種種特徵，被稱為狂怒（berserkergang）。以下描述符合此類狀態的例子：

這種憤怒被稱為“berserkergang”，不僅發生在戰鬥的激烈階段，也發生在高度的勞動活動中。被這種激動狀態"抓住"的人所從事的工作原本看來是人力所無法實現的。據說這種情況始於發抖，牙齒顫抖和身體發冷，然後面部腫脹並改變了膚色。與之聯繫在一起的是一股猛烈的腦熱，最終讓他們進入極強的憤怒狀態，在這種狂怒之下，他們像野獸一樣嚎叫，咬住盾牌的邊緣，砍下他們遇到的一切而又不區分友人或敵人。一旦這種情況消失後，腦子就會變得呆滯，無力，可能持續一到好幾天（Fabing，第234頁）。

赫羅夫的傳奇如栩如生地談到了哈德芬國王的狂戰士：

有時會有如此憤怒降臨於這些巨人身上，以至於他們無法控制自己，卻殺死了人或牛，不管他們前方有甚麼都擋不住，也不顧惜眼前的一切。當這種憤怒發作時，他們什麼都不怕，但是當這憤怒離開他們時，他們是如此乏力，以至於他們連一半的力量都沒有，而且就像大病初醒般地虛弱。這種憤怒可持續約一天之久（同上）。

一旦狂戰士進入狂暴狀態期，他就似乎喪失了所有人類該維持的理性，在這種情況下，他無法區分敵友，並以野獸般的嚎叫聲作為該狀態的獨有特徵。在奧瓦爾·奧德（Orvar-Odd）的《Odd's Saga》裡，奧德本人對聽到一群狂戰士所發出的聲音做了如下描述：“有時候我似乎聽到了公牛的吼聲或狗的嚎叫，有時就像是人們在尖叫”（愛德華茲和帕爾森，艾羅德·奧德，第40頁）。

這種缺乏自我意識的例子可以清楚地在Egils saga《Skallagrímsonar》看出，當Egil的父親Skallagrím與他的兒子和另一個小男孩玩球時，所陷入狂戰士的狂暴狀態：

Skallagrím變得非常強大，以至於他將Thord整個身體一把拎起，並猛烈地將他撞倒，以至於身上的所有骨頭都因此被撞斷了，他當場死亡。然後，Skallagrím抓住了Egil。Egil被一個女僕人給救了，她在Skallagrím脫離暴怒狀態前被殺死，但倘若當時她未介入，Skallagrím肯定會殺死自己的兒子（Palsson and Edwards，Egil's Saga，第94-95頁）。

狂戰士進入暴怒狀態的另一個特徵是其展現出的強大力量。在許多Saga中，有時透過將狂戰士描述為巨人（giant）或巨魔（troll）來表達這種力量。人們認為狂戰士不僅具備了野獸般的兇猛特質，而且還附帶了熊的力量。為此，狂戰士可能會掛一個“熊名”，即包含了由bjorn或biorn所組成的名字，例如Gerbjorn，Gunbjorn，Arinbjorn，Esbjorn或Thorbjorn（Saxo Grammaticus。《丹麥歷史》。彼得·費舍爾（Peter Fisher），《新澤西州托托瓦（Totowa NJ）：羅曼和利特菲爾德》（1979），第二卷，第95頁）。 Bjarki的名字意即“小熊”，據說他便是以熊的型態作戰。

為獲得這股如熊一般的力量，狂戰士可能會喝熊或狼的血（同上，第45頁）：

立即將你的喉嚨帶入其熱氣騰騰的血液，並用貪婪的下巴吞噬其肉體的盛宴。接下來，新的力量便會進入你的身體，一種前所未見的活力將滲入你的肌肉，透過每根筋骨吸收堅實的力量”（Saxo，第一卷，第25頁）。

狂戰士的狂暴狀態結束後便是身體機能的完全癱瘓。 Egils saga Skallagrímssonar 說道：

人們對變身者（shape-changers）或那些能進入狂暴狀態者的評價是這樣的：只要他們處於瘋狂狀態，他們會變得強壯到沒有東西能對付他們，但是一旦脫離了那種狀態，他們就變得比正常狀況還要弱得多。 Kveldulfr就是這樣。 狂暴狀態一離開他，他就為自己一直在持續進行的戰鬥感到疲憊不堪，並因此變得虛弱，以至於他不得不就寢大睡（Palsson和Edwards，Egil的Saga，第72頁）。

Saga裡的英雄用來戰勝狂戰士的一種常見對策，就是趁狂暴狀態離開狂戰士後才抓住他們，就像Hjalmar和Arrow-Odd在《 Herverar Saga》中所做的那樣，當狂戰士狂怒完陷入衰弱狀態時殺死對方（克里斯托弗·托爾金， 譯者：《明智的海德瑞克國王的傳奇》，紐約：托馬斯·尼爾森與兒子（1960年，第5-7頁）。

第三部分：狂戰士在維京社會中所扮演的腳色

由於自身狂暴狀態所引起的恐慌與暴力，狂戰士在社會中的地位備受限制。身為超級戰士們，他們無疑受到敬重。然而，一旦他們陷入狂暴情緒，那不加思索地轉向朋友的攻擊傾向完全違背了一位英雄應具備的道德典範，身為英勇的戰士必須表現對朋友的精忠誠實。狂戰士繞過了niðingr的級別，niðingr是社會中最低的階級，也是被仇恨和輕蔑的對象。在瑞典Uppland的索德比（Soderby）豎立著一座於11世紀為紀念一個兄弟的紀念碑，上面寫著：然後Sassur殺死了他，做了一個Niðingr所做的事-他背叛了他的同伴”（Foote and Wilson，第426頁）。

狂戰士的主要角色是為專為君王所屬並發動進攻的戰士。King Harald與 King Halfdan手下都配有狂戰士組成的突擊隊。除了其軍事價值外，狂戰士與Óðinn神信仰的連結性在皇家軍隊中亦想當然地受歡迎，因為Óðinn神也與統治階層有關，祂在英格蘭盎格魯-撒克遜人中被尊為眾酋長之祖，在整個北方也都被尊為萬王之神和他們王權的保護者（Dumezil，古代諾斯曼之神，第26頁）。然而，除卻了這個角色，狂戰士也成為了許多saga中記載的的典型反派，標準的殺人者，愚蠢而野蠻，或者像一個現代評論家所說的那種，“一個掠奪性的鬥毆者和殺手集團，屢屢破壞維京人社區的和平”。 （Fabing，第232頁）。

Saxo Grammaticus在他的Gesta Danorum中就談到了這樣一支戰士團：

這些年輕的戰士會殺害並掠奪附近地區，並經常潑灑大量的鮮血。他們認為毀壞房屋，砍倒牛隻，砍殺一切東西，帶走大量物資，將他們劫掠過的房屋焚為焦土以及不分青紅皂白地屠殺男女，是男人氣概的表現，是適當的行為”（Saxo，第一卷，第163頁）。

在國王的軍隊之外，維京人社會裡懼怕著狂戰士。圖片取自幸村誠的漫畫作品Vinland Saga

除了狂戰士他們在社區內進行的戰爭活動外，狂戰士還表現出過度旺盛的性慾，帶走妻子，女兒和已訂婚的女僕，使得Saga中的英雄必須為此將她們救出。

Saxo對狂戰士此種行為特別不滿：

他們的舉止如此野蠻放蕩，以至於他們強奪其他男人的妻子和女兒。他們似乎已經違背了貞操律則，其作為實踐至身在妓院的程度。他們不但沒有因為對方是已婚婦女而停止，還玷汙了處女的床。沒有人的新娘房是安全的。土地上幾乎沒有地方不留下他們的情慾印記（Saxo，第一卷，第118頁）。

狂戰士有時透過向人們單挑決鬥（hólmgang）謀生，殺死對方，並奪走他們的女人與財產。

毫無疑問，由於狂戰士的這些過分行為而導致了他們的滅亡。 1015年， Erik王將狂戰士視同違法存在，連同取締了hólmganga或單挑決鬥的行為（Fabing，第235頁）：這種套路十分常見，狂戰士向擁有財產的男人發起挑戰，將其毆打，並在殺死不幸的受害者後將其物資納為己有，連同其財富和女人。這很難對付，因為一個受到挑戰的男人必須露面，身為一個強者必須為自己而戰，否則將被稱為niðingr和膽小鬼。

Egils saga Skallagrímsonar記錄了這樣的一次遭遇：

有一個叫Ljot的人，一個狂戰士和決鬥者，每個人都討厭他。他來到這裡，要娶我的女兒，但我們給了他一個簡短的回覆，並拒絕了他的提議。之後，Ljot向我的兒子Fridgeir發起了單挑，因此他明天必須去與Valdero小島決鬥”（Palsson和Edwards，Egil's Saga，第169頁）。

1123年，《冰島基督教法》規定：“如果有人進入狂暴狀態，他將被判輕度流放罪，在場的人如果不束縛他，也會被放逐。 輕度流放罪（fjorbaugsgarðr）是從該國被驅逐三年的判決。 因此，狂戰士的狂暴狀態被歸類為一種其他異教和魔法儀式，在基督教社會中都是廣為拒斥的（Foote和Wilson，第285頁）。 當然，狂戰士與Óðinn異端的連結，以及與他們刀槍不入或改變形體有關的咒語施法等等活動，也都理所當然地被歸類為“異教和魔法”。

到了12世紀，狂戰士與其Óðinnic的奧丁信仰，如野獸般的樣貌，在戰場上的非人瘋狂以在及斯堪的納維亞社區內所造成的恐怖形象與地位都消失了。 狂戰士和他的主神Óðinn奧丁一樣，被迫屈服於已經瓦解的異教徒社會和白色基督的降臨。

第四部分：葛倫德爾和狂戰士的暴怒狀態

（所有舊英語摘自弗雷德里克·克萊伯（Frederick Klaeber）撰寫的《 Beowulf and the Fight in Finnsburg》。第三版，Lexington MA； DC Heath＆Co.，1950年。所有現代英語翻譯和所有錯誤都歸我所有。）

貝武夫傳奇的組成核心是當中存在著葛倫德爾（Grendel）這個怪物的本質。由於這個概念在故事裡非常根深蒂固，所以現代翻譯者常常過度詮釋了那些本來在其他故事語境中就是清楚描述為"人類"的詞，結果就掩蔽了他們對葛倫德爾的理解。 O'Keefe給了一個例子：

aglæca這個詞語就是一個不幸被掩蔽的例子，嚴重影響了文本的解釋。正如Klaeber所說，這個字在貝武夫中使用了20次，主要是形容葛倫德爾和龍。然而，aglæca也用於故事中的角色貝武夫和西格蒙德（Sigemund）。

Klaeber解決一個單詞被用於描述兩組角色的問題解決方案是，在提到葛倫德爾和龍的時候，將aglæca註解為“怪人，怪物，惡魔，惡魔”，而在提及貝武夫和西格蒙德時則註解為“戰士，英雄”。

在註解中為這個字建立了這樣的區分，是完全忽略了詩人故意選擇使用相同的單詞來描述兩組角色的可能性。正如多比（Dobbie）在他的《貝武夫》（Beowulf）版本中所指出的那樣，“在古英語的歷史時期，need一詞的含義還不如堂堂的[one]一詞。”（凱瑟琳·奧布萊恩·奧基夫，“貝奧武夫，第702b-836行：轉變和《人類的極限》，《德州文學與語言研究》，23 [1981]：484-485頁。）

奧基夫（O'Keefe）繼續處理關於葛倫德爾（Grendel），身為怪物卻經歷過人形化的轉變問題。然而，擁有如此豐富的斯堪的納維亞來源素材的貝武夫詩人可能想描繪一個正經歷轉變為怪物形象的人：在古代北歐的saga中，與狂戰士接觸的頻率之高，這種主題在伯薩克（bersark）已經存在。在檢驗了葛倫德爾的特性後，他與這些恐怖戰士之間清晰的平行線變得顯而易見。

如上所述，狂戰士的主要特徵是：

1. 與猛獸的關聯，包括變形能力；

2. 恐怖的外觀；

3. 通過咒語或穿上（魔術性質的）防禦性獸皮達到刀槍不入的能力

4. 狂戰士的憤怒，包括臉色發紫，喪失身為人的理智，獲得巨大的力量和野獸般的行為（殺戮和嚎叫），以及後續嚴重的身體虛弱和喪失行動的能力

5.由於過度暴力而遭到社會的排斥。

可以證明的是，與其說葛倫德爾是一種非人的怪物，不如說是表現出一個狂戰士人類的特質。

葛倫德爾（Grendel）接近Heorot時間是在夜晚，在朦朧的黑暗場景裡，暗示著如夜的幻夢。在第702b-714行中，Grendel經歷了一個變身的過程（O'Keefe，第487頁）。最初，他被形容為scriðansceadu-genga，一種如影般劃過的行者：他幾乎感覺像是一種虛無的靈體。

隨著葛倫德爾越來越靠近大廳，以及與貝武夫（Beowulf）即將進行的戰鬥，他從一個移動的無實體的生命，gongan（l。711）與wod（l。714），“變得固實”，成為了曼斯卡薩（manscaða），一個邪惡者（evil-doer）（l。712）。

這個過程讓人想起了hamingja或fylgja，一種狂戰士所擁有的象徵性獸形或靈體；BoðvarrBjarki化身為熊為國王Hrólf戰鬥，同時本人的身體在兵營中毫髮不動地傳送他的靈體。 

Landnámabók講述起兩個"型態強壯"的男人 Storolfr和Dufthak，因放牧權而發生爭執：

在某個日落後的夜晚，一個有著千里眼天賦的男人看到一隻大熊從赫瓦爾（Hval）出來，與杜夫塔克（Dufthak）農場的一頭公牛，他們在Storolfvellr相遇並進行了激烈的戰鬥，而這頭熊完全佔了上風（ had the best of it）。

這是當精神體被視為熊的另一個例子，在這種情況下，另一個精神形態則被視為公牛。這些幻影具備的無形本質很明顯，因為它需要一個“具有千里眼”能力的人來感知它們。然而，在某些場合，他們化成了真身實體：

在早晨，他們相遇之處可見一個空洞，好似大地已經被整個掀了起來，現在這裡被叫做Oldugrof（希爾達·R·埃利斯-戴維森，《 民俗學中的動物，北歐saga中的變身》，JR Porter和WMS Russell，新澤西州托托瓦，Rowman和Littlefield（1978年）。

J. R. Skelton所編繪的葛倫德爾

葛倫德爾所引起的恐怖也歸因於他駭人的外表。他被稱為byrse（l。426）和eoten（l。761），因為他是一個身形龐大的巨人。他的眼睛透出一股可怕的光，如同火焰（him of eagumstod ligge gelicost leoht unfægr, ll. 726b-727）。葛倫德爾的手就像某種野獸的爪子一樣，與其說是指甲不如說是利爪 [foran æghwylc wæs stiðra nægla gehwylc style gelicost, hæþenes handsporu hilderinces eglu unheoru, ll. 984b-987a]。儘管葛倫德爾的容貌未曾被描述，但是當貝武夫帶著葛倫德爾那僅存被割下的首級回來時：

（然後頭髮旁，擺在地板上

   葛倫德爾的頭；男人在同處喝酒

   恐怖正對著伯爵和他們的王后們，

   人們看著那駭人的景象。）(ll. 1647-1650)  

葛倫德爾首級的樣子是如此可怕，他連處於死亡狀態都能嚇到希奧羅特(Heorot)人。

葛倫德爾與狂戰士相同的特性是他對武器的免疫力。 當貝武夫與葛倫德爾纏鬥，他的部下們試圖從旁協助時，他們發現自己的砍下的劍毫無用處：

（他們參加戰鬥時；他們並不知道

   堅強意志的男人們，戰場的勇士

   從每一個方向，他們都想砍擊他，

   尋求他的靈魂：使用世上再不能更好的鐵

   使用這個邪惡者都無法觸碰的戰爭之劍，

   他用咒語使致勝武器都變得無用，每個劍刃。”）(ll. 798-805a)

   

即使貝武夫從葛倫德爾身上撕下了他的手臂，該手臂仍保留了葛倫德爾對武器的免疫力：

（...每個人都說

   沒有堅硬的事物能碰到它，

   沒有任何古代的好鐵能傷害

   敵人的血腥戰鬥之手。）(ll. 987b-990)  

葛倫德爾在他攻擊行動中表現出狂戰士的特性（berserkergang）。他被狂暴充滿[gebolgenwæs，l。 723b]，生氣[yrre-mod，l。 726a]，一種憤怒的靈魂[gæstyrre，l。 [2073b]，就像狂戰士一樣，臉龐發脹，變色，滿頭大怒。當葛倫德爾在Heorot發動最後一次的突襲行動時，他被描述的樣子就是一個有思想的生物（O'Keefe，第487頁）。 712和格索赫特湖 717]，但隨著他被狂怒充滿，他似乎從失去人類理性轉為純野獸的行為。 

就像餓狼或食人熊一樣，葛倫德爾以人類的肉為食：

（這個戰士也沒有猶豫遲延

   因為他很快就一次抓到了

   一個睡著的人，貪婪地撕毀他，

   咬那關節，喝那流淌的血，

   吞下那一大口的食物；他立即吃了

   這個死人 整個的腳和手。）(ll. 739-745a)

   

與貝武夫的戰鬥開始後，葛倫德爾繼續他的獸行，以狂戰士的姿態嚎叫著：

（...聲音揚起

   非常奇怪；北丹麥忍受著

   嚇人的恐懼，每一個人

   從牆壁上聽到了哭聲，

   神的對抗者唱著可怕的歌，

   一首沒有勝利的歌，悲鳴著地獄俘虜的傷勢）。(ll. 782b-788a)

   

在搏鬥中，葛倫德爾擁有強大的蠻力。 儘管他還不如貝武夫那“一握便足足有30個男子的力量”那般地強壯，但葛倫德爾仍然強大到足以一次帶走15個人。

（然後，他在這些伴著Hrothgar壁爐的人們的床上睡著

   吃了丹麥人民中的十五個睡著的他們，

   又有十五個人被他帶走了，

   一個何等討厭的禮物。）(ll. 1580-1584a)

貝武夫本人意識到葛倫德爾的巨大力量，幾乎和他自己的威力一樣大：

（我無法留住他，造物主不認同，

   對早退來說，還不夠堅持

   我是否歡迎他：這個太強大的咨意自行之敵。）(ll. 967-970a)

葛倫德爾進入Heorot時的力量更為戲劇化地顯著。 他似乎只是觸摸了大廳的門，門就在他手下的力量下爆裂了：

（...門立刻被彈開

   當他用手觸摸時，雖然鎖上了特製的帶子

   被邪惡的慾望驅使，膨脹著憤怒

   他撕開了大廳的嘴。）(ll. 721b-724a)

雖然物理上推測，葛倫德爾不可能於受到致命傷後，便經歷狂戰士憤怒後其典型的身體虛弱狀態，即使葛倫德爾被說成是受到貝武夫下手的傷所造成。但是貝武夫的詩人諷刺地將葛倫德爾描述為“厭戰” [guð-werigne, l. 1586a]和“躺著休息”[on ræste, l. 1585b] ，正如一個狂戰士戰鬥完所經歷的狀態與所做的事。

有趣且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情況下，才剛解決掉葛倫德爾母親的貝武夫，並沒有從她的屍體割取任何"戰利品"：相反地，他帶回的是葛倫德爾被割下的頭。這是一個奇怪的舉動，因為貝武夫擊敗葛倫德爾的這次勝利，已足夠讓Hrothgar和丹麥人以盛宴和送禮來大肆慶祝。 

似乎沒有進一步證據提及Geat（基特人）戰勝葛倫德爾的證據。 此外，當貝武夫砍掉葛倫德爾的頭時，他湧出的鮮血量，足以弄髒湖水：

（立即被聰明的伯爵看到了

   誰與Hrothgar在一起，那被污染與翻滾的波浪：

   血染紅了水。）(ll. 1591-1594a)

   

自從葛倫德爾逃離Heorot以來，已過了整整一天的時間，但是葛倫德爾那據稱毫無生氣的屍體在被斬首時卻會血如泉湧。人們不得不懷疑葛倫德爾是否真的死了，或只是經歷了狂戰士狂怒之後的弱點，進入宛如死亡般的睡眠狀態。

這裡的另一個差異使人聯想到葛倫德爾的武器免疫力。葛倫德爾與貝武夫作戰時，他鋼鐵無傷（ll. 798-805），即使到了隔天早上，他被扯下的手臂依然保有這種抗性（ll. 987-990），然而當葛倫德爾躺著休息時，貝武夫可以輕易將他的頭切下來。這似乎表明葛倫德爾的魔法防護力在他成為guð-werigne之前就已經存在，甚至能在他的手臂從身體被切除後繼續維持，但是一旦他抵達自己的巢穴並脫離那股暴怒狀態，那他的刀槍不入之防禦特性也跟著解除了。

倘若葛倫德爾還活著，並且只是經歷了身為狂戰士暴怒後的正常衰弱狀態，那麼就有很好的理由解釋貝武夫能輕易劈開他敵人的頭，也不會顯得他因此而大量流血的結果是不合理的。同理，趁狂戰士暴怒消退後無助躺著時給予其致命攻擊，是許多Saga中的一貫的標準做法，這似乎也是貝武夫的行動方針。

葛倫德爾也容易像狂戰士，被認定為一個“屢屢破壞公眾和平，掠奪型的鬥士和殺手”，因過度暴力而與社會隔離的人類。當然，葛倫德爾並沒有履行身為忠於Hrothgar的僕人身份，而是與這一國之君交戰：

（...葛倫德爾曾戰鬥過

   在Hrothgar待了很久，在恨的驅使下，

   他犯下了多時的罪和積怨。）(ll. 151b-154a)

Ine和Alfred的法律表明，葛倫德爾在大廳犯下的種種殺人罪行只是加重他過去對Hrothgar犯下的入侵之罪。葛林德爾不僅貶低了Hrothgar的僕侍，而且大廳中的暴行似乎也被視為叛國罪，是盎格魯撒克遜社會中一種冒犯國王安寧的罪行：

如果有人在國王的屋子裡打架，他的財產將被全數沒收，並由國王決定是否將他處死（Law of Ine 6. from F. L. Attenborough, trans. The Laws of the Earliest English K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2）。如果有人在國王大廳內戰鬥或抽出武器，則國王能夠決定將他處死，假使國王願意原諒他，他還是能被允許活著（Law of Alfred 7, Ibid.）。

詩人生動地描述了葛倫德爾於夜間突襲的暴力天性（ll。120b-125，134b-137，739-745a）。葛倫德每次在大廳裡找到人時，都會殺死他們，一次最多殺死30人（ll。122b-123a，1580-1584a）。葛倫德爾殺死他的受害者還不夠：他也肢解和吞噬他們（ll。739-745a），因此，葛倫德爾被描述為比 Saxo Grammaticus所貶損的狂戰士還要糟糕的屠夫。就像Saxo的狂戰士一樣，葛倫德爾劫掠了Heorot，但葛倫德爾劫掠的這些贓物並非財寶或物品，而是Hrothgar特別禁止的一項商品-人類的生命（71b-73）。

由此可見，貝武夫的詩人對葛倫德爾的描寫與狂戰士的特徵非常吻合：

1. 葛倫德爾似乎擁有一種靈體型態。

2. 他能在攻擊Heorot的過程中進行變身。

3. 葛倫德爾有著令人驚駭的外表。

4. 葛倫德爾似乎擁有變身的能力，在同一處他以身為人類的語詞被描述，但他在襲擊中卻又擁有如同猛獸般的爪子。

5. 葛倫德爾擁有狂戰士著名的刀槍不入之屬性；

6. 在發動攻擊時，表現出狂暴的怒氣，包括面部腫脹和狂怒。戰鬥結束後，葛倫德爾陷入極度力竭或戰意全失的境地；

7. 最後，葛倫德爾因為針對丹麥社會的暴力而被其隔離。

葛倫德爾是一個複雜的角色，具有很多面相。尋求了解像狂戰士這樣組成斯堪的納維亞的文化符號，是一項必要且珍貴的旅程，因為它可以揭示人物的性格，並有助於從詩中讀出更多的含義。

本文的某些部份曾出現在“Tournaments Illuminated”中。 這份文料處理了與狂戰士符號相關的資料以及它如何註明了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詩體：貝武夫中的葛倫德爾角色。此文獲得了1988年CAES論文獎。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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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陳民鎮：秦帝國是否受到波斯的影響？

《漢書·五行志》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

 

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有十二個身長五丈、相當於四層樓高的巨人突然出現在秦長城的最西端——臨洮。他們都身著夷狄的服裝，一副外邦人的打扮。是年，秦始皇統一了六國，威加四海。他想起了那十二個巨人，認為是天佑大秦的徵兆，於是下令收繳全國的兵器，熔毀之後依照巨人的形象鑄造了十二尊“金人”，也就是銅人。

 

雖然巨人現身臨洮的傳說過於誇張，但秦始皇鑄金人之事還見諸其他文獻，譬如我們所熟悉的賈誼《過秦論》寫道：“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以為金人十二。”我們並不清楚十二銅人的形象和尺寸，據文獻記載，直到東漢末年和十六國時期，它們才相繼被董卓和苻堅銷毀。此事廣為人知，似非虛妄。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院長、前秦始皇帝陵考古隊隊長段清波先生相信，這個故事可能蘊含著重要的歷史信息，那就是在秦朝，一群來自帕米爾高原以西的外邦人來到東方，將他們所知道的“西方經驗”傳授給了秦始皇，並被付諸實踐。

 

段先生的這些看法醞釀已久，最終於2015年發表《從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系列論文（載《西北大學學報》），就秦帝國與波斯的關係做全面闡論。段先生並不是唯一注意到這一故事的學者。在此之前，林梅村先生在其《絲綢之路考古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中強調所謂“金人”是秦人模仿希臘戰神阿瑞斯所鑄造的十二尊青銅像。原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現維亞納大學的倪克魯（Lukas Nickel）先生先後發表了“Tonkrieger auf der Seidenstraβe? Die Plastiken desErsten Kaisers von China und die hellenistische Skulptur Zentralasiens”（載Zürich Studiesin the History of Art/ Georges Bloch Annual, vol. 13-14, 2006）、《亞洲視野中的秦兵馬俑》（載《古代墓葬美術研究》第1輯，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The First Emperor and Sculpture in China”（載Bulletinof SOAS, Vol.76, No.3, 2013）等文，他也注意到了《漢書·五行志》的這段記載。他與段先生一樣，認為秦兵馬俑的藝術成就在中國本土並無基礎，而是受到西方“神秘力量”的影響。

 

最近，段先生的觀點在網絡上得到進一步的傳播，受到廣泛的關注。據我所知，還有其他幾位重要的西方考古學家持類似的觀點。他們相信，秦帝國的物質文明與製度文明，都有若明若暗的波斯（本文指廣義的“波斯”）烙印。包括“世界第八大奇蹟”兵馬俑在內的秦帝國遺產，果真是外來文化輸入的結果麼？






從大流士到秦始皇


在我研讀伊朗歷史的時候，不由驚嘆著名的“大流士改革”與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的舉措幾乎如出一轍。試看埃爾頓·丹尼爾（Elton L. Daniel）所著《伊朗史》的歸納：


大流士將全國分為20個行省……他也意識到法律、後勤和經濟之於帝國長治久安的重要性。大流士引以為傲的是，他主持編纂了一部針對整個帝國的新法典，同時他將埃及等行省的現行法典加以規範。法官若貪腐受賄，將會受到嚴厲的懲罰。交通對於國家安全和商業貿易都有重要意義，因此大流士將道路系統加以延伸和修護，包括從薩迪斯到蘇薩綿延2600公里的御道，沿途設置驛站以供休整和給養。道路系統得到很好的護衛，郵差可通過它高效傳遞信息。大流士的帝國囊括了地中海東岸和波斯灣，橫跨海陸。為了鞏固這個龐大的國家，大流士主持開鑿了溝通尼羅河與紅海的運河，它在公元前497年正式得到啟用。大流士在經濟方面的措施還包括統一度量衡，更為重要的是，他確立了新的貨幣系統，即使用固定重量的金幣和銀幣……他被視作古波斯語書寫系統的創造者，至少是完善者……他陵墓的銘文稱其為“偉大的王，眾王之王，諸國之王，大地之王，希斯塔普斯之子，阿契美尼德人，波斯人，波斯人之子，雅利安人，雅利安後裔”。大流士在全國大興土木，這些宏偉的建築反映了其文化願景與旨趣。（筆者據The History of Iran翻譯）



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將“大流士改革”歸納為如下幾點：設立行省；編纂法典；修建馳道和驛站；開通運河；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冠以至高尊號；大興土木。稍通秦史的人都不難看出，這些都是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做過的。大家相對不大熟悉的是秦法典的編纂，隨著睡虎地秦簡、里耶秦簡、岳麓秦簡等秦簡牘的發現與刊布，我們才真正了解到秦律令之完備，它直接為漢律令奠定了基礎，是“漢承秦制”的重要表現。





大流士一世

要知道，波斯第一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前550—前330）的大流士一世（Darius I，前522—前485在位）比秦始皇早了三個世紀，若一定說誰模仿了誰，也只能是秦始皇踵武前修，至少大流士是有“發明權”的。無怪乎朱大可、段清波等先生都認為秦始皇繼承了大流士的政治遺產。朱大可先生在其《華夏上古神系》（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一書中指出，秦帝國的製度與手段，除了御道來自東周的傳舍制度，其餘無一不出於波斯帝國的發明；秦始皇只是一個沉默的克隆者，他和他的臣子都拒絕說出秦制的秘密來源。朱先生還走得更遠，他認為《老子》的陰陽兩儀、“三”等原型數字、《九歌》諸神等等，統統來自波斯，甚至認為楚人皈依了波斯的拜火教，已然是中國文化“西來說”的一種變調。段清波先生在《從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三）》中比較了秦帝國與波斯帝國的政治制度，認為秦始皇的治國理論、國家政體、管理措施等方面的認識和理念，或許受到波斯帝國的深度影響，這一結果當與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前340—前323在位）東征有關。

 

實際上，早在1997年，饒宗頤先生便在《中國古代“脅生”的傳說》（載《燕京學報》新3期）一文中指出：


（殷商）繁瑣的禮節和祭祀上的驚人浪費，造成進步的障礙，最後成為神的俘虜，其後果和巴比倫王朝完全一樣。波斯帝國的崛起與週人的代殷，情形很相似。大流士一世建國，承其父Cyrus之洪業，Cyrus於前五三九年克巴比倫，以有道代替無道，撫有四方，用理萬民（其圓筒刻石謂“He constantly sought often order and equity for the black-headedpeople…”），有Father之美譽。所謂Black-headed people者，即秦人之“黔首”也。始皇二十六年統一天下，刻石頌德，分立三十六郡，更民名曰黔首。頗疑遠受到波斯分省制度之影響，而“黔首”一名則承襲西亞之舊稱。



饒先生所說的Cyrus即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締造者——居魯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前550—前530在位），著名的居魯士圓柱記載了他征服巴比倫的偉績（故宮博物院藏有兩塊馬骨化石，上面的楔形文字同於居魯士圓柱的部分內容）。饒先生業已意識到秦帝國與波斯帝國的一些相似之處，如行省/郡縣的建立和“黔首”的稱名，但只是以“頗疑”概言之，並未遽斷。饒先生對於中外文化交流史多有發明，但他絕非單純的傳播論者，往往充分考慮時代、地理、接觸等因素而加以討論，詳見拙文《交錯視界中的中外交通——饒宗頤與中外交流史研究》（載《社會科學輯刊》2017年第5期）。





居魯士圓柱，現藏大英博物館

以上學者所揭示的相似性確實值得重視。但斷言秦帝國繼承了波斯帝國的政治遺產，仍缺乏直接的證據。


在傳世文獻中，除了巨人現於臨洮這一可供發揮想像力的傳說，再無其他相關線索。如果真有西方高人授秦始皇以治國方略，在文獻中很難說會全無踪跡。出於中國古代文獻的特點，民間的、下層的文化交流難以得到反映，但上層的活動、重要的政治事件往往會有忠實的記錄。也正由於此，儘管中原王朝與西亞的官方接觸記錄始於漢武帝時期，但在此之前已有文化上的間接交流——這些線索主要通過考古發現呈現。商鞅變法之於秦帝國的轉型和崛起有重要意義，史籍對此施以濃墨重彩。對秦人而言，商鞅也是外邦人，他對秦國政治的影響並非諱言之事。如果另有外邦人對秦帝國的頂層設計有全面影響，不至於在史書（尤其是司馬遷時代尚相對完整的《秦記》）中湮滅無聞。

 

周秦之變是中國歷史的一大變局。清代學者趙翼（1727－1814）在《廿二史札記》中指出：“蓋秦、漢同為天地一大變局。”毛澤東謂“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制確乎奠定了此後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格局。秦朝的建立，完成了中國政治形態和社會制度的急劇轉型。但這一轉型的過程並不全然突兀，而是兩週之際禮樂崩壞、王綱解紐以來持續演變的結果。秦始皇的許多舉措，如推行郡縣制、統一度量衡等，在商鞅時期便已經奠定了基礎，是秦國政治的自然延續和發展。而且，許多變革在西周時期便已肇端，並非無本之木。

 

秦始皇與大流士政治革新的高度相似，最為根本的因素在於他們所面對的相同形勢。他們都是龐大帝國的締造者與統一者，擺在他們面前的除了廣袤的疆域，還有復雜的族群與多元的文化（波斯帝國疆域更大、人口更多）。要統治這樣的大帝國，中央集權便成了當務之急。因而地緣管理的加強、度量衡及文字的統一、道路系統與運河的修建、法典的編纂等等，都是治理多民族、大一統國家時情理之中的事。我們不妨說，秦始皇與大流士都以其雄才大略，就著相似的棋局走了相似的套路。

 

人類歷史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未必沿著社會形態五階段線性發展，但有時的確驚人得同步。如在所謂的“軸心時代”（Axial Period），即公元前500年前後，古代中國、印度、希臘、希伯來的哲人像商量好了一般，活躍於歷史舞台。再如饒宗頤先生也提到“波斯帝國的崛起與週人的代殷，情形很相似”，再如李學勤先生多次提到古代中國和古代埃及、邁錫尼等文明的發展節律相當同步（參見李學勤《清華簡及古代文明》，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版）。正如美國學者托馬斯·門羅（Thomas Monroe，1897－1974）在《東方美學》中所說：“東西方思想的比較表明了許多驚人的相似性。相似的理論幾乎同時產生在地球上相隔甚遠的不同部分。怎樣解釋這些現像是文化史的一個主要問題。總體說來，如此現象的產生只能來自兩條途徑：1.彼此獨立的發明；2.一種文化在另一種文化中的傳播或影響。毫無疑問，這兩條途徑都曾經出現過。”若無直接的證據，我們不妨暫以平行比較的視角看待不同文明之間的共性。就我的個人閱讀體會以及在伊朗的所見所聞而言，伊朗與中國在歷史、文化、國民性等方面都出奇得相似。這種相似的發展節奏自有其內在的邏輯，並非偶然，亦非簡單的傳播與移植。

 

此外，我們既要考察秦帝國與波斯的同，也需要注意二者的異。雖然都將全國分為若干部分，但波斯帝國的行省更具獨立性，更類似於美國的州，有的行省保留了自己的法律、文字、度量衡等，原先的當地貴族也得到安撫和籠絡。波斯帝國的行省設總督，由君主任命，通常由波斯貴族擔任，有的世襲，另設將軍和收稅官互相監督、制衡。秦帝國的郡設郡守、郡尉和監御史；郡下立縣，設縣令、縣尉、縣丞；縣下立鄉，鄉下有亭、裡。大小官吏均由皇帝任命，概不世襲，政令一統，權力悉歸皇帝。郡縣制是春秋戰國以來的自然發展，很難說是受到波斯的影響。再如波斯帝國境內波斯楔形文字、埃蘭楔形文字、阿卡德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阿拉米亞文字、希臘文字等並行使用，並未完全統一，著名的貝希斯敦銘文便以三種文字書寫，這與秦始皇東巡刻石以標準的小篆銘刻並不相同。再如宗教上，秦帝國並未確立波斯拜火教那樣的國教，但也致力於神權的整合與統一。波斯帝國與秦帝國都面臨著暴動的威脅，只不過秦二世而亡，波斯延續了更長時間，這與秦帝國對全國的控製過於嚴酷不無關係。

 

饒宗頤先生注意到居魯士圓柱上的“黑頭人”與“黔首”意義的相近。在居魯士圓柱中，“黑頭人”的原文可轉寫作sal-mat SAG.DU，意為dark-headed（黑頭），原是蘇美爾人對人民的指稱，居魯士大帝沿用了蘇美爾人的這一概念。中國古代的“黔首”，在字面意義上確與其相近。《說文》雲：“黔，黎也。”“黔”即表示黑色。另一個表示百姓的詞“黎民”，“黎”亦表示黑色。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秦統一後以“黔首”取代“民”一詞，因而統一前的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未見“黔首”，而是作“民”，統一後的岳麓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中，相應的語句均作“黔首”（但相對於秦帝國所規定的其他用詞，“黔首”對“民”的取代並不徹底）。然而“黔首”之稱，又見於《戰國策》《呂氏春秋》《韓非子》諸書，在秦統一之前便已存在。據王子今先生《秦漢稱謂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黔首”起初通行於秦晉地區。因秦朝尚黑、崇水德，在對用詞進行一系列規範時，選擇了“黔首”而非“民”。“黑頭人”與“黔首”意義相近，但並沒有充分的證據說明它們之間互有影響。

 

段清波先生強調，文明交流過程中最重要和最核心的交流在於製度層面和理念層面。但筆者認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這一點恰恰是最難證實的。






兵馬俑的秘密

兵馬俑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對於中國而言，確乎是奇蹟，因為在此之前從未有過如此寫實、規模如此巨大的雕塑藝術。對於西方人而言，兵馬俑與同時期歐洲、西亞的雕塑相比顯得相對稚拙，他們之所以看重兵馬俑，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數量所造成的強烈視覺衝擊力——中國人的人海戰術古已有之。


《秦陵秦俑研究動態》1989年第1期發表的《秦俑藝術筆談》一文中，張仃先生強調兵馬俑是中國土生土長的雕塑，王鷹先生則將兵馬俑與古希臘的雕塑進行比較——他們討論的前提都是兵馬俑是中國古代人民自主研發的產品。同樣是在《秦陵秦俑研究動態》，1991年第1期發表了德國學者格爾曼·漢夫勒的《中國雕塑藝術的誕生——臨潼兵馬俑觀感》一文，他意識到了兵馬俑出現的不尋常：


但令人驚訝的是，當陶俑剛開始聞名於世時，卻沒有人在那時甚至直到今天提出一個自發的問題：怎麼會出現這種陶俑群塑？因為它們不僅僅是給人以深刻印象，其藝術性勝過同期雕塑的藝術品，而且在中國完全是一種新類型……顯然，那認為雕塑藝術在中國土生土長的論點是蒼白無力的。沒有西方藝術就不可能有中國雕塑藝術的誕生。甚至沒有亞歷山大大帝的吸引，也就不會有秦始皇建立的帝國——中國。

 

這篇文章並未詳加論證，在當時的中國學者看來，無疑充斥著想當然的玄想。邱紫華先生針鋒相對，發表了《秦俑是中國先秦審美文化的結晶——兼對“歐洲文化中心論”的批評》（載《文藝研究》1994年第3期）一文，對漢夫勒的觀點予以一一批駁，認為“漢夫勒既無確實的依據，又缺乏具體細緻準確的分析，就武斷地作出結論，這正表現出他思想中的'歐洲中心論'和審美判斷上的失誤”。

 

倪克魯與段清波兩位先生則真正將這一問題的討論推向深入。早在2004年，他們便已開始就這一問題進行私下討論，達成了不少共識。此後，他們都各自撰文予以討論。

 

倪克魯先生認為，兵馬俑在此前和此後都找不到相應的線索，對於秦代人而言，它們是異域與他者的化身。他認為這是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所帶來的“希臘化”的產物。同時，他也承認兵馬俑的製造採用了中國本土的技術，故是中國的而非希臘的藝術品。



倪克魯教授

段清波先生除了討論秦帝國與波斯在政治制度上的聯繫，還逐一分析了秦始皇陵所見兵馬俑、百戲俑、銅車馬、條形磚、封土內台階式建築、青銅水禽等，認為它們的部分製作工藝的文化因素宛如橫空出世般出現，而又在其後的時代難覓踪跡，因此他提出這樣的疑問：為什麼原本從未出現的以人和動物為主題來表達藝術目標的這一理念會突然出現在秦帝國時期？


段先生指出， 陶俑雕塑藝術在先秦並不發達，直到戰國才陸續出現一些小型的雕塑品，如山東臨淄郎家莊陪葬坑中出土有成組春秋戰國之際高10厘米左右的陶俑，戰國時期列國墓葬中也只有零星的發現。就秦國而言，咸陽周邊的幾處墓葬中曾出土遲至戰國晚期的陶俑，最高不超過20厘米，多為10厘米左右，兵馬俑則突然拔高為一米八多的大個，不免令人心生疑竇。段先生還認為，咸陽塔爾坡秦墓所出陶俑的形象與塞人（Saka，國內學者大多將其等同於西方文獻中的“斯基泰人”）近似。


秦居西北邊陲，與羌戎雜處。往來於歐亞草原、波斯化的塞人、吐火羅人等印歐人通常扮演了中間商的角色，一些來自歐洲、西亞、中亞的文化因素主要通過他們傳遞到羌、戎、週、秦等族群。早在西周時期，甘肅靈臺白草坡、陝西周原等遺址便已經見到印歐人的形象。秦穆公霸西戎，與西域民族有一定接觸。因而秦文化的一些特點，如將文字銘刻於石頭（以石鼓文、秦始皇東巡刻石等為代表）、一些墓葬所見屈肢葬的葬俗、率先出現鐵器、較早出現金銀器、使用槽形板瓦等，均與中原王朝的固有傳統不同。如果說兵馬俑受到廣義波斯文化的間接影響，這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國境內的早期人像，具有代表性的新疆伊犁新源縣的武士蹲像便是塞人的傑作，時代在戰國時期。景騫、林梅村等先生認為，這尊青銅像表現的是希臘戰神阿瑞斯。無論其是何身份，它作為“遠東第一立體雕像”的特殊意義值得重視。此類雕像，還見於同是新疆西北的鞏留等地。


武士蹲像，1983 年發現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新源縣，約公元前500 年

陝西咸陽塔爾坡戰國晚期秦墓出土的騎馬武士俑

隨著公元前334年亞歷山大大帝東征，阿契美尼德王朝覆亡，此後進入希臘化時期。希臘化的浪潮一路向東，甚至已經抵達現在中國的鄰國阿富汗。段清波先生認為，也許就在此時，東西方之間兩類存在根本差異的文明發生了前所未有的碰撞。代希臘化塞琉古帝國而起的是帕提亞帝國（Parthian Empire，前247－224），在中國古書中被稱為“安息”。與古代中國最接近的大國便是廣義的波斯，漢夫勒與倪克魯所稱的希臘，主要是希臘化時期的波斯以及受其影響的帕提亞帝國，屬於廣義的“波斯”。


但如果說有外國技術專家直接參與了兵馬俑的設計和製造，則仍缺乏確鑿的證據。2003年春在秦始皇帝陵區發現了一座窯址的亂葬坑，其中埋有百餘具人骨，段清波先生在論文中懷疑這些勞工中有非蒙古人種，這基於第一次的分子生物學檢測結果。美國學者梅維恆（Victor H. Mair）曾向西方學界介紹過這一成果，最近在向媒體的講述中，段先生直接強調發現了來自西方的陶工。但第二次的檢測結果與前次並不相同，徐智先生在其博士論文《中國西北地區古代人群的DNA研究》（復旦大學，2008年）以及他與張君等人合作的“Mitochondrial DNA Evidence for a Diversified Origin of WorkersBuilding Mausoleum for First Emperor of China”（載PLOS ONE, Vol.3,No.10, 2008）一文中，分析了這些勞工的線粒體DNA，發現他們來自於漢族，也來自於少數民族，而且南方人要多於北方人。這一研究成果雖不能覆蓋全部勞工，但已經比較能夠說明問題。不過線粒體DNA只能指示這些勞工的母係來源，更全面的認識有待Y染色體DNA的考察。（近來有媒體報導專家復原出秦始皇妃嬪面容，認為有可能是波斯人，更缺乏直接證據）


在出土的兵馬俑中，在一些隱蔽處往往刻有製造者的名號。從這些名號看，有的是“宮”字開頭的，說明屬於官府製陶作坊的陶工；有的則冠以地名，如咸陽、櫟陽、安邑等，說明來自於地方製陶作坊。中國古代的工匠基本都湮沒於歷史的煙雲中，若非兵馬俑的出土，我們根本無從知曉這批傑出工匠的存在。而將名號刻在器物上是物勒工名制度（最初興起於秦國）的體現，誰製造誰負責，完成一件作品，戳上自己的大名。根據這些陶工的名號和來源，我們並不能發現洋專家的蛛絲馬跡。


兵馬俑上的陶工戳記

早期中國的確缺乏雕塑的傳統。過去我們所能舉出的雕塑，主要是紅山文化女神像、石家河文化玉人、殷墟玉人、三星堆青銅人像、曾侯乙墓編鐘之鐘虡銅人等有限的例子。這些雕像，除了三星堆的人像，大多相當迷你，而且不著意於寫實，畫風相對抽象，比例也很不協調。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敖漢旗境內發現了一尊距今約5300年的紅山文化整身陶人，通高55厘米，極為寫實，故發現之初令世人驚嘆——其年代之早大有穿越之感。之所以紅山文化有相對發達的人物造像藝術，也與其位處歐亞草原的東端有關。


紅山文化女神像

紅山文化陶人

殷墟婦好墓玉人

從某種程度上說，兵馬俑恰恰說明了中國式雕塑的特殊性。以俑殉葬，這本身是中國自身的傳統。即便兵馬俑吸收了國外技術，它本身便是本土文化的承載者，並不影響其本土性。正如中國的冶煉技術最初由域外輸入，但我們的祖先主要用它來製造禮器，只不過是將原先的陶鼎、陶斝換成了銅鼎、銅斝。我們的祖先從來都不排斥外來的技術，同時，三代禮樂文明到儒家一脈相承的思想體系又極具保守性，新技術往往用來製造盛放舊酒的新瓶。從過去到現在，師夷長技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沒必要說承認這一點就有損民族尊嚴。至於過度誇大文化交流，妄自菲薄，進而捨本逐末，認為中國文化一概都是外來輸入，更無必要。

 
中外雕塑藝術風格的差異以及技法的選擇，很大程度上是其用途決定的，並無嚴格意義上的優劣之分。倪克魯先生認為“人像的缺失恰好是商周時期藝術的一個重要特徵，而對於秦始皇時代的人而言，那些摶土而成的雕塑一定是全新的事物”，同時他也承認，秦始皇之前的人物造型表明“先秦中國的工匠完全有能力製造人物和動物形象。人物形象之所以罕見，可能是因為當時的人缺乏塑造人像的興趣”。當時的人們之所以缺乏興趣，在於早期禮樂文明的背景之下，無論是人物還是動物，基本都是禮樂器的裝飾和配角。像西方那樣對人肉體的細緻描摹，在主張禮儀、含蓄的中國古代是難以想像的。以木俑、陶俑代替生人殉葬，同樣是為禮制服務的——早期中國缺乏“為藝術而藝術”的自覺。兵馬俑雖有寫實傾向，但與西方雕塑相比，仍有濃郁的寫意風格。再如其拼合組裝（西方是減底法）、以陶為材質（西方以石質為主）的製造方法，也極具中國特色。作為陶俑的兵馬俑，與西方雕塑相比可以說是全然不同的藝術形式。

 

段清波先生認為從戰國時期的小俑到相對魁梧的秦兵馬俑，跳躍性太大，“其間巨大的序列缺環在邏輯上令人無法接受，而這種差異用秦帝國資源配置能力強大來解釋顯然是不夠的”。雕塑是門涉及人體解剖學、人體運動力學、幾何數學等方面知識的綜合藝術，古代希臘等文明對此有持續的探索，早期中國在這方面的基礎相對薄弱，而秦始皇陵陪葬坑所出土的百戲俑在人體肌肉的塑造上已有極高水平，確乎前所未有。而且，這一高峰轉瞬即逝，直到佛教造像傳入中國，類似的雕塑藝術才再次在華夏大地出現。但我們也不能低估了古代帝王的意志、喜好以及古代工匠的集體技術攻關能力。秦始皇似乎有其獨特的品味，致力於打造浩浩蕩蕩的亡者大軍，而這一點在其他帝王那裡看來並無必要。早期中國的官營手工作坊高度壟斷資源，正如金屬冶煉術傳入中原後迅速被改良，進而形成獨樹一幟的青銅鑄造技術，實現了技術上的彎道超車。更何況，以陶塑造人像在早期中國並非沒有先例，早至五千多年前的紅山文化陶人，晚至戰國的陶俑，均有脈絡可尋。朱君孝、宋遠茹兩位先生在《試論秦始皇兵馬俑的工藝技術淵源》（載《考古與文物》2005年第2期）一文中從製陶技術、陶窯結構、青銅鑄造工藝、雕塑技藝、彩繪裝飾技藝等方面的持續進步分析了兵馬俑製造技術的本土基礎，付建先生在《古希臘人體雕刻與秦代人體雕塑對比研究》（載《文博》2018年第2期）中強調兵馬俑與古希臘雕塑藝術品從發展上沒有先後聯繫，可以參看。


百戲俑

餘論

漢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張騫出使西域，是為鑿空之舉，被視作絲綢之路開闢的開端。此番出使，張騫蒐集了諸多一線情報，譬如當時西方有大國叫安息（波斯帕提亞帝國），同樣人文極盛。元狩四年（前119），張騫再次西行，這次他還派遣副使前往安息。元封六年（前105），又一撥漢朝使者抵達安息，標誌著絲綢之路的正式確立。當時的安息王米特里達梯二世（Mithridates II of Parthia，前124－前87在位）遣使迎候漢使，並向漢武帝致送鴕鳥蛋與魔術表演團。此後，一直到薩珊王朝，波斯一直都是絲綢之路的樞紐所在。

 

這是古代中國與波斯往來的最早官方記錄。在此之前，被西域阻隔的兩大文明並無直接往來。但間接的文化交流，從來都不絕如縷。

 

先秦時期，小麥、黃牛、綿羊、家馬、馬車、冶銅術、冶鐵術、金銀器、玻璃器等物產和技術逐漸自域外輸入，彩陶、絲綢、農業技術等則自東向西傳播，東西方的間接互動早已在西域綠洲與歐亞草原上演。在此過程中，塞人、吐火羅等游牧民族扮演著重要角色。

 

春秋戰國以降，中西互動愈趨頻繁，多有異寶西來。在春秋末期到西漢早期——絲綢之路創闢之前的貴族墓葬中，常發現有裂瓣紋的銀豆或銀盤、蜻蜓眼玻璃珠、蝕花肉紅石髓珠、有翼神獸雕像等，均是具有濃郁波斯色彩的奢侈品。它們為當時的貴族所珍視，並隨他們進入幽冥世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裂瓣紋銀豆，見於山東、安徽、江蘇、廣東、雲南等地，除了異域風格的波斯裂瓣紋，還有強烈的本土氣息，是中西合璧的典範。這些都是中西互動的最直接材料。可見在狹義的絲綢之路開通之前，中西交通已端倪初現。

 

但大流士似乎並不知道中國的存在，睥睨天下的秦始皇也似乎不了解在他西邊還有更龐大的帝國。古代中國與波斯等文明的互動，尚是很初步，也是很間接的，往往通過塞人、吐火羅、羌戎等接力傳遞。說秦始皇受到大流士的影響、兵馬俑是外國藝術風潮的產物，尚難以得到證實。我們承認域外因素對中國文明影響的同時，也不能抹煞中國文明的主體性，不然又容易落入“西來說”的窠臼了。

【轉貼】朱大可：誰是秦帝國的秘密導師？

發現於波斯宮殿入口處附近的彩色瓷磚復原後的圖景，它描述了作為波斯帝國常備軍精英的1萬名敢死隊員。

楚秦兩國的政治樣板

鑒於楚國人屬於西戎族，也即古伊朗人的遠東分支，它接納祆教是天經地義之事。《列子·湯問》和《墨子》記載，楚國南部（指今湖南境內）有「炎人之國」，岑仲勉對此進一步斷言，「炎人之國，即拜火教之國，炎人乃漢語對火教徒之最古稱謂也」，岑氏同時指出，秦國北鄰的「義渠之國」，同樣為拜火教徒的聚居地；華夏曆法中的「三伏日」，也源自波斯（伊蘭）的拜火教經文；此外，戰國兵器的伊蘭化以及趙武靈王所推崇的胡服，在岑仲勉看來，都是印伊文化滲透的結果（1）。伊朗雅利安人的居民，分為祭司、武士和農牧民三個等級，其中祭司稱為「莫敖」（Magian，古伊朗文為Mojn，古日文由古漢語轉譯為Mojo，唐人譯作「穆護」，又據希臘文譯為「麻葛」），擁有象徵性的最高權力。這種祭司階層存在於密特拉教（Mithraism）和祆教中，此後成為世界各地對祭司和宗教智者的普遍稱謂。在羅馬教廷的語典里，它是所有異教徒傳教士的泛稱。

為昭示與密特拉教和祆教的關聯，數代楚王都以「莫敖」之「敖」為詞根進行自我命名：熊儀（在位時間790~764 B.C.）自命「若敖」，其子熊坎自名「霄敖」，孫子熊眴則自稱「蚡冒」（「敖」與「冒」古音相同）和子熊莊敖；楚文王死後，其子又以「莊敖」自名（2）。此外據《左傳》記載，從楚武王開始，楚國就專設「莫敖」的高級官職（魯桓公十一年,701 B.C.），這表明，早在波斯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尚未出現之前，甚至在瑣羅亞斯德尚未誕生之前，在亞洲廣泛傳播的民間崇火信仰，就已成為支撐楚國政治的重要支架（3）。

楚王族熊姓，並非是野獸圖騰崇拜的結果，更與信奉黃帝的古部落「有熊氏」無關（4），而是一個重要的火神徽記，向世人標定了該子國的宗教歸屬。「熊」在漢字中屬於火部，《史記•天官書》稱：「熊熊青色有光。」《山海經》也記載道：「槐江之山，南望崑崙，其光熊熊」。以上兩種「熊」的解釋，均有明確的火光之義。它再度暗示了楚王室跟火神崇拜的密切關聯。

 

波斯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版圖（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密特拉教和祆教的教義向世人昭告，火是正義之眼、阿胡拉·瑪茲達之子、神的造物中最高和最有力量的事物。火的清凈、明亮、活力、敏銳、潔白和力量，象徵神性的盡善盡美，而火還被祆教進一步分為戰士之火、勝利之火、祭祀之火和農業之火。這信仰銘刻在楚國貴族的靈魂深處，對其行為方式都產生令人意外的影響。「西楚霸王」項羽，其家族時世代擔任楚國官員，而跟秦有殺祖之仇。占領咸陽之後，項羽下令展開酷烈的屠殺，進而焚燒秦帝國的所有皇家宮闕與花園，熊熊大火長達三月都難以熄滅（5）， 似乎是在指望用火神的清潔力量，去消滅秦帝國的黑暗勢力。這是戰士之火和勝利之火的現場演示。在縱火行為的背後，不僅是復仇的熱切願望，還深藏了關於火焰的神學信念。

秦是東周諸侯國中是較為落後的一支，唯因擅長養馬（「好馬及畜，善養息之」），而被周王室重用（6）， 在文化上幾乎毫無建樹。它的「國家音樂」過於低端，簡單到「擊缶而歌」的程度。貴族士大夫在縱酒狂歡之際，往往敲擊瓦罐拍著大腿唱歌（7），連一件自主發明的得體樂器都沒有，正是基於這種「文化軟實力」的貧弱，秦飽嘗了列國的嘲笑。

然而，令人驚奇的是，秦在含辱「落後」數百年之後，突然發生全面飛躍，變得異常強盛起來。史家都以為那是商鞅兩次變法的結果，但商鞅並非軍事專家，變法主要涉及制度，而未觸及兵器與戰術領域。秦必定有外部原型作為樣本，才能實現軍事領域的大躍進，而其最有可能仿效的，就是其西亞祖地的月支人（即斯基泰人，古伊朗人的另一分支）以及波斯人（8）。

當東亞各國還在進行鑄劍軍備競賽時，秦卻悄然引進武器製造技術及其戰術，在跟本地軍事技術糅合之後，獲得強大的戰力，由此出人意料地征服六國，修築起第一個東亞極權帝國的高大圍牆（9）。

大流士一世在波斯波利斯登基，右手緊握權杖，左手則握著代表王室的雙苞蓮花。他是秦始皇嬴政的秘密政治偶像

這並非只是一種孤立無援的猜想。統一黃河中游地區之後，秦帝國（221~206 B.C.）統治者嬴政，仿效來自西戎人祖地——波斯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550~330 B.C.）的諸種制度，實施對其統治術的「全盤西化」：統一度量衡，統一語言和文字，大規模建造宮室，鋪設以咸陽為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的御道（「馳道」），平均寬度達到五十步，並統一全國馬車的輪距（「車同軌」），進而設立信使驛傳制度（每隔25公里設立驛站和旅店，每站均有騎手和馬匹以備輪換），以及開鑿運河「靈渠」，以溝通長江水系的湘江和珠江水系的灕江，如此等等（10）。

 

所有這些制度與手段，除了「御道」源自東周的「傳舍」系統（11）， 其餘無一不出於波斯帝國的發明。早於秦帝國（221~206 B.C.）三百多年，波斯王居魯士大帝（Cyrus the great，590~529 B.C.）及其後裔大流士一世（Darius I the Great，522~486 B.C.），就以天才的手筆，先後完成了御道、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以及開挖運河的偉大工程（12）， 而嬴政只是一個沉默的克隆者而已。他和他的臣子都拒絕說出秦制的秘密來源，就連聰明的司馬遷都受其蒙蔽，以為那是嬴政的偉大創造。

不僅如此，面對波斯帝國的祆教「軟實力」，嬴政還出現了嚴重的精神分裂：他畏懼這種宗教會成為支持楚國復興的動力，因而嚴禁楚人建造祆教寺院，但另一方面，他又必須利用波斯帝國的神學資源，來恫嚇所有的權力挑戰者。公元前221年，嬴政下令鑄造十二尊造型偉岸的異族銅像（金人），並以住在臨洮的狄人（也即來自印伊地區的祆教徒）為原型（13）， 卻拒絕公開指陳祂們的名號，以免被信奉祆教的楚人利用。據說每尊大神重達千石，摺合為37.5噸左右，其總量達到450噸左右，似乎已經窮盡了天下所有銅料（14）。除了藉機銷毀和禁絕人間兵器以外，嬴政還要藉此向他的政治導師——偉大的波斯帝國致敬。因為只有波斯的祆教，擁有類似的宗教崇拜——以十二座神像代表十二個月份。神像背後關於「同一度量衡」的銘文，向世人暗示了這種政治手法的國家來源。同時，十二還是秦帝國所崇尚的「六數」（水之數）的倍數，這似乎強化了嬴政採用十二神系的信念（15）。

 

資料引自《祆教史》P118-119

十二月神在楚國的流傳，跟秦帝國的十二金人形成熱烈的呼應，湖南長沙子彈庫出土的楚帛書，為此提供了另一項重要佐證。該帛書的出土地點，屬於楚國南部，也即戰國時期祆教徒的聚居區。其中的「丙篇」為曆書，記錄了十二月份名字及其宜忌（16），每個月均附有造型奇特的神怪圖像。因其繪畫風格略似《山海經》，此前多被歸為《山海經》神系，而李零則力排眾議，認為這是一個獨立的十二位月神體系，但沒有追問這十二月神的最終來歷（17）。

毫無疑問，東周帝國及其諸侯國沒有祭祀十二月神的歷史記錄，因此只能以泛印伊文化區的角度，向這兩種文明求取證據，最終發現了它的原型，那就是大流士之子薛西斯一世（486~465 B.C.）推出的「祆教曆法」，它於公元前411年開始實施，體現國王寬容的多神教立場。祆教曆法從春分開始計算，每年360天，12個月份，每月30天，其月份神由「七柱神」加上另五位神祇共同組成。就出土帛書的狀況推測，該神系似乎已在中國南方產生深遠影響。嬴政沒有直接採納祆教曆法，但他卻要利用祆教的十二月神，向全體民眾、尤其是楚國為代表的六國貴族，發出一個嚴厲的信號——我不可戰勝，因為十二大神站在我這一邊。

公元前202年，出生楚地的劉邦在推翻了秦帝國之後，開始有選擇地復興先秦文化，也即編造和重構由黃帝開始的華夏歷史，並在政治上徹底清算楚國王室和貴族的殘餘力量，以阻止這個強大的南方王國的復活。開國皇帝劉邦甚至企圖重建新楚國（統轄薛郡、東海、彭城共3郡36縣）（18）， 以抹除舊楚國的影響力，但荊楚文化的強大影響，仍然不可抗拒地滲入新漢地，猶如劉邦身軀里不可替換的楚人骨血。徐州漢代楚王墓出土的畫像石刻，幾乎就是荊楚文化的一次全面展覽。劉邦家族生前致力於消滅荊楚文化，而最終卻枕著楚文化昏然死去；他們的肉身早已化為塵土，而楚文化卻在墓室的石刻上獲得了永生。

注釋：

（1）岑仲勉《兩周文史論叢》，P196-180，商務印書館，1958。

（2）參見《史記•楚世家》。這種麻葛在西方稱之為麻吉Magi,是占星師的意思，而瑣羅亞斯德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占星師和鍊金師。岑仲勉也認為莫敖即為拜火教祭司，因古時祭司執掌政治大權，所以莫敖成為楚國的最高職位，見《兩周文史論叢》P61。

（3）研究者多認為，祆教並非由瑣羅亞斯德創立，但他是集大成者和發揚光大者，正是由於他的努力，祆教成為波斯帝國的官方宗教。而進入中國的「拜火教」，亦可能是其前身——雅利安人信奉的密特拉教，遠在祆教之前，它就已建立了關於火、光明和太陽神的崇拜，以及光明與黑暗的二元邏輯，並廣泛流行於西亞和南亞一帶，成為祆教的主要神學資源。

（4）有熊氏之「熊」，跟鯀死後所化的「黃能」，應是同一個神學原型——三足鱉。楚人誤以為自己是黃帝後代高陽氏的後裔，顯然跟這種認知錯誤有關。

（5）《史記•項羽本紀》。

（6）《史記•秦本紀》。

（7）李斯《諫逐客令》：「擊瓮叩缶，彈箏博髀。」《說文解字》稱：「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鼔之以節歌。」《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亦載藺相如逼秦王擊缶，以示羞辱，證明秦人祖先為遊牧民族，不善雅樂，只能擊缶為娛。

（8）斯基泰人最拿手的武器是合成弓，長80厘米左右，用馬鬃或者動物的肌腱做成弓弦。發射的箭通過弦的張力和弓身的彈力雙重加速，以至斯基泰弓的射程遠達400步。一個訓練有素的射手每分鐘可以射十箭，如此密集發射的箭雨加上淬毒的箭頭極具殺傷力。這種密集的弓箭戰術，在秦帝國那裡得到了更廣泛的運用。

（9）關於秦來自西戎的主流觀點，最近因「清華簡」的出現而受到李學勤等人的質疑，李在光明日報2011年9月8日發表《清華簡關於秦人始源的重要發現》一文，認為該批竹簡中所載秦先祖飛廉，在商失敗後逃到東部投奔奄國，形成「商奄之民」，並被周王朝強迫西遷而定居陝西一帶，而這正是秦國先民的真正來歷。但清華簡的記載，難以動搖關於秦之西戎出身的大量歷史記載。「飛廉」部族的種族屬性，清華簡無法加以表述，而商帝國完全可以納入西戎作為其下轄的「少數民族」。此外，秦祖「飛廉」與印伊神話之風神「飛廉」，是否為同一來源，也有待做進一步考察。

（10）《史記•秦始皇本紀》：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

（11）周人沿用的是落後的單人傳信模式，而多人接力傳遞的官方郵政（驛傳）系統，卻由波斯帝國而起。

（12）參見戴爾•布朗主編：《波斯人——帝國的主人》P141-149，華夏出版社，2004。

（13）《史記·秦始皇本紀》：收天下兵。集解應劭曰：古者以銅為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集解徐廣曰：音巨。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索隱按：二十六年，有長人見於臨洮，故銷兵器，鑄而象之。

（14）戴爾•布朗主編：《波斯人——帝國的主人》P141-149，華夏出版社，2004。

（15）《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

（16）饒宗頤、曾憲通編著《楚帛書》（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5）一書，引述帛書中十二月名，如一月陬、二月女、三月秉、四月余等，似乎已有明顯的漢化趨勢，而後在秦漢間的《爾雅·釋天》，里得到儒家的官方化定型：「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寎，四月為余，五月為皋，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塗。」

（17）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P33-34，中華書局，1985

（18）漢代設立的楚國，位於今江蘇、山東與河南三省交界之處，以彭城（今徐州）為都邑。在地域、人口和文化上，跟舊楚國均無任何關聯。

以下考古學文獻證實了朱大可2014年《神系》一書的推論：

1.《東張西望中的秦文化——從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作者為西北大學教授。秦兵馬俑考古隊長

2.《秦陵青銅水禽製作工藝竟源於兩河文明》

本文圖片皆來自《華夏上古神系》

本文節選自《華夏上古神系》

上傳與管理：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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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上古神系》為朱大可先生耗費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書以跨文化的全球視野，運用多種學科工具，獨闢蹊徑地探研中國上古文化和神話的起源，發現並證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話均起源於非洲，這是繼美國學者發現全球智人源於非洲、紐西蘭學者發現全球語言源於非洲之後，第三個具有原創性的學術貢獻，有助於修正人類文化起源的傳統觀點，向西方主流人文闡述體系注入「中國元素」。這些觀點顛覆晚清以來的學界定見，為認識華夏文化的開放性特徵、傳承本土歷史傳統、推動中國文化的未來復興，提供了富有卓見的啟示，可視為1949年以來中國學術的重大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