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於波斯宮殿入口處附近的彩色瓷磚復原後的圖景，它描述了作為波斯帝國常備軍精英的1萬名敢死隊員。
楚秦兩國的政治樣板
鑒於楚國人屬於西戎族，也即古伊朗人的遠東分支，它接納祆教是天經地義之事。《列子·湯問》和《墨子》記載，楚國南部（指今湖南境內）有「炎人之國」，岑仲勉對此進一步斷言，「炎人之國，即拜火教之國，炎人乃漢語對火教徒之最古稱謂也」，岑氏同時指出，秦國北鄰的「義渠之國」，同樣為拜火教徒的聚居地；華夏曆法中的「三伏日」，也源自波斯（伊蘭）的拜火教經文；此外，戰國兵器的伊蘭化以及趙武靈王所推崇的胡服，在岑仲勉看來，都是印伊文化滲透的結果（1）。伊朗雅利安人的居民，分為祭司、武士和農牧民三個等級，其中祭司稱為「莫敖」（Magian，古伊朗文為Mojn，古日文由古漢語轉譯為Mojo，唐人譯作「穆護」，又據希臘文譯為「麻葛」），擁有象徵性的最高權力。這種祭司階層存在於密特拉教（Mithraism）和祆教中，此後成為世界各地對祭司和宗教智者的普遍稱謂。在羅馬教廷的語典里，它是所有異教徒傳教士的泛稱。
為昭示與密特拉教和祆教的關聯，數代楚王都以「莫敖」之「敖」為詞根進行自我命名：熊儀（在位時間790~764 B.C.）自命「若敖」，其子熊坎自名「霄敖」，孫子熊眴則自稱「蚡冒」（「敖」與「冒」古音相同）和子熊莊敖；楚文王死後，其子又以「莊敖」自名（2）。此外據《左傳》記載，從楚武王開始，楚國就專設「莫敖」的高級官職（魯桓公十一年,701 B.C.），這表明，早在波斯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尚未出現之前，甚至在瑣羅亞斯德尚未誕生之前，在亞洲廣泛傳播的民間崇火信仰，就已成為支撐楚國政治的重要支架（3）。
楚王族熊姓，並非是野獸圖騰崇拜的結果，更與信奉黃帝的古部落「有熊氏」無關（4），而是一個重要的火神徽記，向世人標定了該子國的宗教歸屬。「熊」在漢字中屬於火部，《史記•天官書》稱：「熊熊青色有光。」《山海經》也記載道：「槐江之山，南望崑崙，其光熊熊」。以上兩種「熊」的解釋，均有明確的火光之義。它再度暗示了楚王室跟火神崇拜的密切關聯。
波斯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版圖（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密特拉教和祆教的教義向世人昭告，火是正義之眼、阿胡拉·瑪茲達之子、神的造物中最高和最有力量的事物。火的清凈、明亮、活力、敏銳、潔白和力量，象徵神性的盡善盡美，而火還被祆教進一步分為戰士之火、勝利之火、祭祀之火和農業之火。這信仰銘刻在楚國貴族的靈魂深處，對其行為方式都產生令人意外的影響。「西楚霸王」項羽，其家族時世代擔任楚國官員，而跟秦有殺祖之仇。占領咸陽之後，項羽下令展開酷烈的屠殺，進而焚燒秦帝國的所有皇家宮闕與花園，熊熊大火長達三月都難以熄滅（5）， 似乎是在指望用火神的清潔力量，去消滅秦帝國的黑暗勢力。這是戰士之火和勝利之火的現場演示。在縱火行為的背後，不僅是復仇的熱切願望，還深藏了關於火焰的神學信念。
秦是東周諸侯國中是較為落後的一支，唯因擅長養馬（「好馬及畜，善養息之」），而被周王室重用（6）， 在文化上幾乎毫無建樹。它的「國家音樂」過於低端，簡單到「擊缶而歌」的程度。貴族士大夫在縱酒狂歡之際，往往敲擊瓦罐拍著大腿唱歌（7），連一件自主發明的得體樂器都沒有，正是基於這種「文化軟實力」的貧弱，秦飽嘗了列國的嘲笑。
然而，令人驚奇的是，秦在含辱「落後」數百年之後，突然發生全面飛躍，變得異常強盛起來。史家都以為那是商鞅兩次變法的結果，但商鞅並非軍事專家，變法主要涉及制度，而未觸及兵器與戰術領域。秦必定有外部原型作為樣本，才能實現軍事領域的大躍進，而其最有可能仿效的，就是其西亞祖地的月支人（即斯基泰人，古伊朗人的另一分支）以及波斯人（8）。
當東亞各國還在進行鑄劍軍備競賽時，秦卻悄然引進武器製造技術及其戰術，在跟本地軍事技術糅合之後，獲得強大的戰力，由此出人意料地征服六國，修築起第一個東亞極權帝國的高大圍牆（9）。
大流士一世在波斯波利斯登基，右手緊握權杖，左手則握著代表王室的雙苞蓮花。他是秦始皇嬴政的秘密政治偶像
這並非只是一種孤立無援的猜想。統一黃河中游地區之後，秦帝國（221~206 B.C.）統治者嬴政，仿效來自西戎人祖地——波斯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550~330 B.C.）的諸種制度，實施對其統治術的「全盤西化」：統一度量衡，統一語言和文字，大規模建造宮室，鋪設以咸陽為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的御道（「馳道」），平均寬度達到五十步，並統一全國馬車的輪距（「車同軌」），進而設立信使驛傳制度（每隔25公里設立驛站和旅店，每站均有騎手和馬匹以備輪換），以及開鑿運河「靈渠」，以溝通長江水系的湘江和珠江水系的灕江，如此等等（10）。
所有這些制度與手段，除了「御道」源自東周的「傳舍」系統（11）， 其餘無一不出於波斯帝國的發明。早於秦帝國（221~206 B.C.）三百多年，波斯王居魯士大帝（Cyrus the great，590~529 B.C.）及其後裔大流士一世（Darius I the Great，522~486 B.C.），就以天才的手筆，先後完成了御道、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以及開挖運河的偉大工程（12）， 而嬴政只是一個沉默的克隆者而已。他和他的臣子都拒絕說出秦制的秘密來源，就連聰明的司馬遷都受其蒙蔽，以為那是嬴政的偉大創造。
不僅如此，面對波斯帝國的祆教「軟實力」，嬴政還出現了嚴重的精神分裂：他畏懼這種宗教會成為支持楚國復興的動力，因而嚴禁楚人建造祆教寺院，但另一方面，他又必須利用波斯帝國的神學資源，來恫嚇所有的權力挑戰者。公元前221年，嬴政下令鑄造十二尊造型偉岸的異族銅像（金人），並以住在臨洮的狄人（也即來自印伊地區的祆教徒）為原型（13）， 卻拒絕公開指陳祂們的名號，以免被信奉祆教的楚人利用。據說每尊大神重達千石，摺合為37.5噸左右，其總量達到450噸左右，似乎已經窮盡了天下所有銅料（14）。除了藉機銷毀和禁絕人間兵器以外，嬴政還要藉此向他的政治導師——偉大的波斯帝國致敬。因為只有波斯的祆教，擁有類似的宗教崇拜——以十二座神像代表十二個月份。神像背後關於「同一度量衡」的銘文，向世人暗示了這種政治手法的國家來源。同時，十二還是秦帝國所崇尚的「六數」（水之數）的倍數，這似乎強化了嬴政採用十二神系的信念（15）。
資料引自《祆教史》P118-119
十二月神在楚國的流傳，跟秦帝國的十二金人形成熱烈的呼應，湖南長沙子彈庫出土的楚帛書，為此提供了另一項重要佐證。該帛書的出土地點，屬於楚國南部，也即戰國時期祆教徒的聚居區。其中的「丙篇」為曆書，記錄了十二月份名字及其宜忌（16），每個月均附有造型奇特的神怪圖像。因其繪畫風格略似《山海經》，此前多被歸為《山海經》神系，而李零則力排眾議，認為這是一個獨立的十二位月神體系，但沒有追問這十二月神的最終來歷（17）。
毫無疑問，東周帝國及其諸侯國沒有祭祀十二月神的歷史記錄，因此只能以泛印伊文化區的角度，向這兩種文明求取證據，最終發現了它的原型，那就是大流士之子薛西斯一世（486~465 B.C.）推出的「祆教曆法」，它於公元前411年開始實施，體現國王寬容的多神教立場。祆教曆法從春分開始計算，每年360天，12個月份，每月30天，其月份神由「七柱神」加上另五位神祇共同組成。就出土帛書的狀況推測，該神系似乎已在中國南方產生深遠影響。嬴政沒有直接採納祆教曆法，但他卻要利用祆教的十二月神，向全體民眾、尤其是楚國為代表的六國貴族，發出一個嚴厲的信號——我不可戰勝，因為十二大神站在我這一邊。
公元前202年，出生楚地的劉邦在推翻了秦帝國之後，開始有選擇地復興先秦文化，也即編造和重構由黃帝開始的華夏歷史，並在政治上徹底清算楚國王室和貴族的殘餘力量，以阻止這個強大的南方王國的復活。開國皇帝劉邦甚至企圖重建新楚國（統轄薛郡、東海、彭城共3郡36縣）（18）， 以抹除舊楚國的影響力，但荊楚文化的強大影響，仍然不可抗拒地滲入新漢地，猶如劉邦身軀里不可替換的楚人骨血。徐州漢代楚王墓出土的畫像石刻，幾乎就是荊楚文化的一次全面展覽。劉邦家族生前致力於消滅荊楚文化，而最終卻枕著楚文化昏然死去；他們的肉身早已化為塵土，而楚文化卻在墓室的石刻上獲得了永生。
注釋：
（1）岑仲勉《兩周文史論叢》，P196-180，商務印書館，1958。
（2）參見《史記•楚世家》。這種麻葛在西方稱之為麻吉Magi,是占星師的意思，而瑣羅亞斯德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占星師和鍊金師。岑仲勉也認為莫敖即為拜火教祭司，因古時祭司執掌政治大權，所以莫敖成為楚國的最高職位，見《兩周文史論叢》P61。
（3）研究者多認為，祆教並非由瑣羅亞斯德創立，但他是集大成者和發揚光大者，正是由於他的努力，祆教成為波斯帝國的官方宗教。而進入中國的「拜火教」，亦可能是其前身——雅利安人信奉的密特拉教，遠在祆教之前，它就已建立了關於火、光明和太陽神的崇拜，以及光明與黑暗的二元邏輯，並廣泛流行於西亞和南亞一帶，成為祆教的主要神學資源。
（4）有熊氏之「熊」，跟鯀死後所化的「黃能」，應是同一個神學原型——三足鱉。楚人誤以為自己是黃帝後代高陽氏的後裔，顯然跟這種認知錯誤有關。
（5）《史記•項羽本紀》。
（6）《史記•秦本紀》。
（7）李斯《諫逐客令》：「擊瓮叩缶，彈箏博髀。」《說文解字》稱：「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鼔之以節歌。」《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亦載藺相如逼秦王擊缶，以示羞辱，證明秦人祖先為遊牧民族，不善雅樂，只能擊缶為娛。
（8）斯基泰人最拿手的武器是合成弓，長80厘米左右，用馬鬃或者動物的肌腱做成弓弦。發射的箭通過弦的張力和弓身的彈力雙重加速，以至斯基泰弓的射程遠達400步。一個訓練有素的射手每分鐘可以射十箭，如此密集發射的箭雨加上淬毒的箭頭極具殺傷力。這種密集的弓箭戰術，在秦帝國那裡得到了更廣泛的運用。
（9）關於秦來自西戎的主流觀點，最近因「清華簡」的出現而受到李學勤等人的質疑，李在光明日報2011年9月8日發表《清華簡關於秦人始源的重要發現》一文，認為該批竹簡中所載秦先祖飛廉，在商失敗後逃到東部投奔奄國，形成「商奄之民」，並被周王朝強迫西遷而定居陝西一帶，而這正是秦國先民的真正來歷。但清華簡的記載，難以動搖關於秦之西戎出身的大量歷史記載。「飛廉」部族的種族屬性，清華簡無法加以表述，而商帝國完全可以納入西戎作為其下轄的「少數民族」。此外，秦祖「飛廉」與印伊神話之風神「飛廉」，是否為同一來源，也有待做進一步考察。
（10）《史記•秦始皇本紀》：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
（11）周人沿用的是落後的單人傳信模式，而多人接力傳遞的官方郵政（驛傳）系統，卻由波斯帝國而起。
（12）參見戴爾•布朗主編：《波斯人——帝國的主人》P141-149，華夏出版社，2004。
（13）《史記·秦始皇本紀》：收天下兵。集解應劭曰：古者以銅為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集解徐廣曰：音巨。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索隱按：二十六年，有長人見於臨洮，故銷兵器，鑄而象之。
（14）戴爾•布朗主編：《波斯人——帝國的主人》P141-149，華夏出版社，2004。
（15）《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
（16）饒宗頤、曾憲通編著《楚帛書》（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5）一書，引述帛書中十二月名，如一月陬、二月女、三月秉、四月余等，似乎已有明顯的漢化趨勢，而後在秦漢間的《爾雅·釋天》，里得到儒家的官方化定型：「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寎，四月為余，五月為皋，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塗。」
（17）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P33-34，中華書局，1985
（18）漢代設立的楚國，位於今江蘇、山東與河南三省交界之處，以彭城（今徐州）為都邑。在地域、人口和文化上，跟舊楚國均無任何關聯。
以下考古學文獻證實了朱大可2014年《神系》一書的推論：
1.《東張西望中的秦文化——從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作者為西北大學教授。秦兵馬俑考古隊長
2.《秦陵青銅水禽製作工藝竟源於兩河文明》
本文圖片皆來自《華夏上古神系》
本文節選自《華夏上古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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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上古神系》為朱大可先生耗費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書以跨文化的全球視野，運用多種學科工具，獨闢蹊徑地探研中國上古文化和神話的起源，發現並證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話均起源於非洲，這是繼美國學者發現全球智人源於非洲、紐西蘭學者發現全球語言源於非洲之後，第三個具有原創性的學術貢獻，有助於修正人類文化起源的傳統觀點，向西方主流人文闡述體系注入「中國元素」。這些觀點顛覆晚清以來的學界定見，為認識華夏文化的開放性特徵、傳承本土歷史傳統、推動中國文化的未來復興，提供了富有卓見的啟示，可視為1949年以來中國學術的重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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